英国金融时报北京办事处主任Jamil Anderlini主持：中国经济的未来

作者：www.cfsbcn.com 编辑：CFSBCN

中国厨房设备网讯   2012APEC中国领导人论坛于6月7日至8日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发展的挑战”，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亚洲企业论坛(ASIA INC FORUM)携手举办。

全体会议：中国经济的未来——释放内需，中国未来发展的驱动力和新策略

英国金融时报北京办事处主任Jamil Anderlini

Jamil Anderlini：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中国金融时报，我将会主持这部分的发言。今天我们讨论的内容是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驱动力和新策略，最近有很多人都在讨论，在过去几个月中，中国经济有所下滑，一些主要的数据表现也不是很好。中国在过去30年中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不错的，但是今天看起来要结束了，所以中国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十二五”规划中，以及来自国外的投资银行的建议中也可以看到，中国是需要让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转变。

首先我们请商务部部长助理房爱卿发言。

房爱卿：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2012APEC中国工商领导人论坛，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商务部对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衷心的祝贺。今天众多中外朋友聚集一堂，以中国经济的未来、释放内需为主题进行探讨，交流看法，对于加深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提出推动中国内需增长的新思路，加强各国工商界经贸合作，促进亚太经济繁荣很有意义。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就提出了扩大国内需求的战略，并逐步明确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一直以来，国内需求都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立足国内市场，努力扩大内需，有效克服了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为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47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31万亿元，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105.8%，其中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的贡献率为51.6%和54.2%，分别比2010年提高了10.1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实践证明，扩大内需战略是完全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和当前经济发展的规律。

当前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宏观经济继续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但国内外环境更加错综复杂，从外部看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影响继续显现，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欧洲主权债务负担仍在加重，欧债危机可能出现反复和蔓延；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速放缓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全球贸易投资环境趋紧，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复苏的曲折性、艰巨性进一步凸显。

从内部看，中国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包括国际市场需求减弱，稳定出口的压力较大，部分企业生产经验困难加重，物价上行压力仍然存在等等。面对复杂多边的形势，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就必须在保持对外贸易经济增长的同时，把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不仅是实现中国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加快内需，才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只有扩大内需，努力开拓国内市场，才能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只有扩大内需，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当前中国经济仍处在较快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城镇化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将为内需，尤其是消费潜力的释放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城镇化的发展不仅可以扩大投资，而且能够有效地扩大消费，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是农村的三到四倍。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1.3%，比2010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据测算，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

服务业的发展既有有利调整经济结构，也有利于扩大消费，中国的消费相对落后，既低于发达国家7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3%的平均水平，有着旺盛的潜在市场。同时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5000美元，进入了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这其中也孕育着巨大的非需求。从国内外对比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然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仅为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这些方面都充分说明了中国消费的巨大潜力。

为充分挖掘国内消费潜力，中国政府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努力构建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

一是不断提高消费能力，在着力发展经济、提高国民总收入的同时，逐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制定了一系列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一系列措施。

二是不断增强消费预期，持续增加用于改善民生的支出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主要包括加大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力度、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加大医疗改革体系完善、符合国情、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

三是不断改善消费环境，从增加消费便利性和保障消费安全性出发，近年来不断增加对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建设的投入；同时出重拳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规范市场秩序等消费的软环境。

作为国内贸易和流通产业发展的主管部门，商务部始终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努力处理好扩大消费规模与消费结构的关系，处理好扩大消费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关系，形成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模式。通过构建统一开放、高效安全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创新流通方式，完善消费政策，努力扩大便利消费、实惠消费、热点消费、循环消费和安全消费。

女士们、先生们，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立足点，这项工作也取得了成绩。但是，在新形势下，制约内需扩大的一些障碍还有进一步破解，许多课题还需要深入研究。我衷心的希望通过此次论坛，大家集思广益，为中国扩大内需提出新的思路和建议。也希望工商界的朋友们能够进一步增强了解、深化合作，积极开拓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市场，为推动地区经济繁荣做出贡献。

最后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Jamil Anderlini：非常感谢房部长，现在有请讨论嘉宾到台上参与讨论。首先每一位参与讨论的嘉宾会做一些介绍性的评论，然后我们再接受大家的提问。

郑新立：从去年年初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逐渐下滑的趋势。4月份的统计数据说明，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长速度全面放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中国的快速增加期是不是就要结束了？美国有一个号称“末日博士”的经济学家卢比尼，他预言2013年中国经济就要硬着陆，快速增长期也就要结束了；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也跟着散布一些言论，认为中国经过30年的快速增长，高速增长期就要结束了。

我很不赞成这些观点，中国的快速增长不是强弩之末，只要我们通过改革开放，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中国的快速增长期还可以保持20年。也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以上，可以保持到2030年。就这个问题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求是》杂志今年第八期，这个文章详细地用数据说明了我们通过深化五大改革，释放五大潜力，可以支持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

第一大改革就是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释放消费需求潜力。去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3.8%，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7%，而去年的投资率高达48%，第一次出现了最终消费率低于投资率的情况。提高居民消费率关键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有一个较快的增加。我听说下半年我们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方案有可能出台，我希望借助这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出台，能够尽快地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释放消费需求潜力。如果在“十二五”期间，居民消费率能够提高10-15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每年将会有7万亿左右的商品，涌现在用于投资和出口转变为用于居民消费，经济增长将靠消费成为一个主要的劳动力量。

第二项改革就是改革金融体制，释放资本潜力。现在我们银行的M2已经达到70多万亿，银行的金融资产达到119万亿。这么多的金融资产由于金融体制改革之后，资金流动性比较差，资本的配置效率比较低，所以有一些地方出现资金的剩余，有一些急需得到资金支持的企业和项目拿不到资金。温州市去年上半年企业平均的贷款利率在25%，这么高的利率企业怎么能够承受呢？所以出路在于改革金融体制。按照今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精神改革金融体制，一是要放宽金融准入；二是要实施利率市场化，通过竞争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三，建立地方性的金融监管机构；四，要建立存款保险和贷款担保制度；五，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由现在以接汇管理为主转变为以用汇管理为主，把我们3万多亿外汇储备用好用活；六，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我相信这些改革搞好了，资本的潜力足以支持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第三项改革就是改革科技管理体制，释放创新的潜力。去年，中国申请国内专利的数量超过美国，世界第一；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美国我们的3.6倍。但是2010年，中国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一年的时间中美两国申请国际专利的差距已经由1：6下降到1：3.6。按照这样一个速度发展下去，我预测到“十二五”末期，也就是2016年左右，中国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有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现在要申请国际专利改革，把中国人民发明创造的激情激发出来。

第四项改革是改革城乡管理体制，释放劳动力潜力。世界银行搞了一个中国2030年的报告，把劳动力短缺作为未来20年制约中国发展的第一大要素。我不赞成这个观点，因为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庞大。去年中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高达34%，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还有2.8亿人，平均一个劳动力种6.4亩地，美国一个劳动力可以种几千亩地，欧洲一个劳动地可以种几百亩地，我们中国现在农业机械化的能力完全可以达到欧洲和美国的水平。所以通过农业的集约化、通过城市化，在未来20年可以转移出来2亿多劳动力，通过二、三产业，把他们的家属接到城市，成为市民，对扩大消费、增加投资、支持二三产业的发展将起到重大的作用。

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建立城乡之间各种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机制，现在生产要素从农村单向的流向城市，但是从城市流向农村有各种各样的障碍。所以关键是要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制度。最后一项改革，就是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现在河滩地、荒坡地和农村的城乡建设用地还有很大潜力，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能突破，但是现在城乡建设用地占了22万平方公里，好多村子现在是空心村，都在城市里打工，但是宅基地不能有效利用。要把宅基地变成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提高使用效益。如果这项改革搞好了，村庄的建设用地就可以增加1亿亩的供给，可以用来增加耕地，也可以用在城乡建设用地。

五大改革释放五大建立，足以支持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超过1.2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到2030年，人均GDP将达到1.7万美元，这个时候增长期可能会结束。

李晶：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参加这个会议。首先我想说一下央行昨天出的新举措，就是降息，这是一个新的政策。因为多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今年1月份到5月份，经济有明显的回落。在这个情况下，央行昨天降息，释放出一个明显的显著的信号，货币政策正在放松，政府也在寻求调整经济增长的结症。

首先我想讲一下怎么样拉动内需，特别是怎么拉动个人的内需。在讲这个方面之前，首先我想讲一讲整个中国宏观经济的环境。大家都知道，因为欧元区欧债危机，而且美国经济有放缓的迹象，全球的需求也在放缓过程中，这样就导致中国的出口在过去几个月一直在下滑。另一方面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虽然说还是处于高位，但是怎样的速度也有所下降。这些因素的作用就反映出二季度所公布的这些经济数据上，比过去纪念增长的速度都有些回落，从PMI来看，比如说制造业、非制造业的PMI都有所下降，特别是制造业的PMI，5月份是今年前五个月的最低点。

我们觉得二季度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低谷，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已经在非常积极地做出努力，现在的宏观政策已经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微调。从3月份开始，我们看到基础设施投资慢慢加快，发改委也明显加快了一些项目的审批进度，以前搁置的项目现在又重新上马。但是现在和2008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这一次政府对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表态并没有很多新的项目上马，但是在“十二五”规划的框架下，已经加快了基建、教育卫生领域的项目。而且在保障房方面，5月底财政部也给保障房划拨了660亿元的补助。

总体来看，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中，出口还是欠佳，而且受全球环境的影响，在未来的几个月出口还是很难有大的气色。在投资方面，政府现在做了很大的努力，在下半年对于经济会有些正面的应该，但是这些政策完全释放一些效应还需要一段的时间。所以总体来看，经济最重要的增长点未来可能会是消费。消费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是受益于个人收入的增长，而且现在城镇收入的增长，扣除通货膨胀之后还是在10%左右，超过全国GDP增长的速度；而且农村收入的增长也超出城镇收入的增长。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个人消费会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推动力。

我们看一下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短期之内政府为促进消费推出了一些政策，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政府要刺激家电的消费、刺激节能减排汽车的消费。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觉得在未来的2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会大幅度增加。比如说现在中产阶级大概是3亿左右，但是在未来的20年，中产阶级可能会到7-8亿人，占全国人口的50%左右，这样的话会对商品的需求、服务的需求会有全方面消费的推进。

从商品来看，比如说从食品来看，现在中国很多的中产阶级收入提高之后，对食品质量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样也会刺激农产品[0.00 0.00% 股吧 研报]的消费。另外一方面，中产阶级在这些年满足的基本的衣食住行的要求之后，对奢侈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所以在未来数年，中高收入人群对奢侈品的需求，也预示着中国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一个新的投资的机会。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大家对生活物资需求之后，中产阶级也越来越关注理财的服务和理财投资的一些新的理念。现在中国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投资机会也日益增加。现在我们看到中产阶级规模的壮大，在未来的数年对理财产品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未来除了房地产投资需求之外，更多的投资渠道也会开发出来，给金融服务行业提供一些新的发展机会。

从短期来看，虽然说经济有回落的迹象，我们今年预期第二季度是经济增长的低谷；三季度、四季度经济增长的势头会企稳。考虑到全球经济的情况，考虑到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在上半年有所回落的情况，我们预期全国今年的GDP增长速度可能在7.7%左右。但是我们非常乐观地看到，政府目前正在全力推进经济增长，在财政政策方面、货币政策方面，政府都是提供比较好的对经济的支持。所以短期之内虽然说经济有一些挑战，但是内需的增长会成为将来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也是整个全国经济、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

Dr.Frank Jurgen-Richter：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论坛，APEC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俱乐部，但是欧洲就不是了，所以欧洲现在在全球，在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非洲也好，大家都对我们伸着指头说你们做得真差。我们的确没有做好这些工作，我对欧洲本身也是比较悲观的，欧洲现在的状况还是比较阴云密布的，在接下来几个月中，比如说希腊将会离开欧元区，这是很有可能的。两个月之后希腊将会进行重新选举，那个时候将会是希腊离开欧元区的一个标志。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欧洲的经济体，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都是经济比较薄弱的。

另外，欧洲将会减少消费，因为口袋里没有多少钱。这和中国不一样，中国有很多钱，现在是鼓励大家花钱，促进内需。我的建议是欧洲不要太多依赖美国，可以不断地刺激内需，促进经济发展。

再近距离看一下中国，大家还是比较乐观的，在座的诸位充满了乐观精神。相对而言我还是比较谨慎，或者相对而言是比较悲观的，中国的经济正在减缓，以前8%，现在是7.5%。中国和全球还是联系比较紧密的，贸易比较薄弱，而国内的消费还不能取代对外贸易。而且房地产的确是个问题，资产市场的确在下滑。大家现在可能持观望的态度，不再买房地产了，所以我们看到大家都在观望。

我也听到了昨天的讨论中，很多嘉宾都提到还是充满乐观的精神；但是如果和这个会议之外的一些私企的企业家讨论的话，他们还是谨慎的态度，投资不像以前那么积极踊跃了，我们看到很多谨慎、审慎的态度，储蓄率还是比较高，大家不愿意去消费。

通货膨胀也是个问题，虽然说通货膨胀已经受到了控制，没有像六个月之前那么严重，但还是有通货膨胀，尤其是和欧洲相比，中国要更昂贵，中国的汇率还是比较高的，也看到欧洲的确是比较薄弱。

所以我们该做什么呢？很幸运的是中国这个国家是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政府比较强。如果把中国和一个财富五百强的公司相比的话，我们的总理基本上就是企业的CEO，执行力非常强，和我们欧洲的状况完全不同，因为欧洲很多利益相关方，大家都在争取自己的利益。在过去经济减缓的时候，比如说雷曼兄弟倒闭的时候，政府都会采取措施，我想在基设上投资是好事，但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们应该把投资多样化一些，选择聪明的投资方法，把资本进行合理的分配，可以在高科技、教育上进行投资，在未来进行投资，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渠道来产生一个新的经济模式。

对于亚洲来说，是出口导向型的模式，还有英格鲁撒克逊的模式。我不建议大家采取欧洲的模式，欧洲人喜欢休假，每年有6-7个年假，而且一到下午大家都把时间花在喝咖啡、聊天上。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可以把休闲时间去购物，这样就可以来促进内需了。

所以我的建议是，第一，我想促进内需是好事，刺激消费是好事，投资也好、消费也好，而不仅仅是大量的依赖出口到欧洲和美国。第二，应该加强私有部门的建设，鼓励私有企业，尤其私有企业的贷款；第三，我们应该加强私有化，现在这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土地的私有化，我想可以把土地给中国人，这样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消费能力。

再回到我早期关于欧洲，以及中国和欧洲的现象，欧洲在几年之前还是比较受欢迎，中国和欧洲应该联手一起创建一个经济模式，这样大家都可以获益。中国对全球来说是一个经济引擎，所以欧洲也应该鼓励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也是欧洲的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Jamil Anderlini：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提问，和我们的嘉宾共同讨论一些问题。

提问：我想问一下郑新立先生一个问题，刚才您提到了金融体制改革是释放中国当前发展驱动力的一个方面，我相信这一点也是学界的共识。我想请您介绍一下金融体制改革面临的实际困难有哪些，以及您怎样预期未来10到20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前景。

郑新立：金融体制改革是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是改革的关键。改革的困难就是已经形成的金融格局要取得新的突破，就要在利益切割上，有的可能要付出一部分，减少一部分利益，有的可能要多得一些利益。这就需要中央做出高层的决策，制定一个顶层设计的改革方案，然后通过中央的决策进行强力的推行。1994年，我们一年推出了六大改革，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等，当时是很有魄力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改革的魄力不像90年代那么大了，现在需要果断决策，抓住主要矛盾，加快改革，谢谢。

提问：非常感谢，我是迈克·江森，来自澳大利亚。我想问一个问题，中国和很多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尤其是和澳大利亚谈判谈了五年的时间，现在还没有迹象显示出什么成果。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其实有很多工作要做，要更多的自由化、开放国内的市场，接下来我想问的是关于金融服务，我很想听到专家简单地来提供一些你们的见解，中国金融服务行业的自由化会很快还是不会很快？会像澳大利亚的市场那样吗？因为澳大利亚的金融体系基石都是存在的，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会很快吗？

李晶：关于你问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很快地把金融体系向外国开放，比如说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开放；因为澳大利亚的金融发展非常强劲，中国的自由化进程非常平稳，昨天政府还降了利息，存款和贷款利率就降低的，中央政府正在更多的走向利率自由化的道路上来。澳大利亚的金融行业、银行业都非常强劲，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状况，而且你们只有少量大的银行。而且在中国不一样，中国金融体系非常庞大，我们有四大国有银行，占了整个金融行业资产的百分之四、五十，还有一些城市银行、商业银行，还有一些外资银行。我想在未来中国会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同时中国的金融市场，股市非常大，但是还没有外国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来上市。

但是在过去很多年，中国很多企业在香港、伦敦、纽约挂牌上市，我想人民币自由化还会进一步发展，这也会进一步增加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市场的参与。中国QFII的额度从300亿增加到800亿，所以很多的金融企业可以投资到中国及亚太市场。同时更多的中国企业也在海外市场进行交易，他们寻求在海外的证交所上市，发债券。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进展的步伐，而且这个步伐会进一步加快，这会使在中国投资的企业获益。

李晶：你第一个问题问到贸易的问题，很遗憾多哈谈判失败了，现在多边贸易已经转向了双边贸易。我很同意刚才这位嘉宾的评论，我们知道中国的金融行业正在朝正确的方向自由化，从现在开始中国和日本的贸易现在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和日元进行交易，而不是像以前只能用美元进行交易，我想这也是一个信号，人民币在未来会发挥重要的角色，也会慢慢的成为一个世界货币，以后可能会和美国的美元一起成为世界货币，我觉得欧元不一定会成为世界货币，但人民币可能会成为世界货币。

提问：我想问一下郑新立主任，如果按照您说的人均GDP达到1.7万美金的话，这样的话货币估计会超发到300万亿人民币。今后几年的货币是不是一直超发？超发到150万，200万？第二个问题是房地产汇率是不是还像现在这么高，经济的未来如何平衡货币的超发、GDP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郑新立：如果我们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把刚才我说的那六项金融改革，也是温家宝总理在年初的金融工作会议指出的改革方向，能够按照这个要求进行下去，那么资金的流动性会大大增加，资金的利用效率会大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会大大提高。所以不需要增加那么多基础货币，就可以满足经济发展对资本的需求。如果不改革的话，按照现在这样一个低效率的配置能力，只能是通过加大基础货币的投放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核心问题还在于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

第二个关于房地产的问题，未来20年对改善居住条件和出行条件的需求，仍然是中国13亿人最大的消费需求，也是消费市场里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强劲的两个亮点。住房投资是一个龙头，它可以拉动40多个部门。今年4月份，我们之所以出现三大需求增速全面放缓，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房地产投资的增加和住房价格的上涨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控制城镇住房土地的供给，抑制土地价格的过快上涨，来控制住房价格的上涨。通过薄利多销和扩大广大居民的住房消费，拉动房地产投资的增长。

现在要害的问题就是土地的招拍挂制度，这个制度有利有弊，弊就是通过土地的招拍挂，哪个开发商出的价高，这个地就归他拿去了，政府就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土地出让金，所以地方政府有一个推高地价的机制。所以要改革土地供应价格的制度，降低土地的价格，降低住房的价格，使住房的投资和消费在薄利多销的机制下，使房地产继续拉动消费，成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Jamil Anderlini：再次感谢所有的发言嘉宾，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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