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6问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分论坛下半场（图文）

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会经济学家"六问"：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于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东屿宴会大厅 A召开，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胡祖六主持会议，参会人员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道达尔集团执行副总裁、上游业务总裁戴可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高纪凡、陆金所董事长兼CEO Gregory D Gibb、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荣誉主席Leo Melamed、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Edmund PHELPS、罗马俱乐部共同主席Ernst Ulrich von Weizscker、全球化合作论坛副秘书长张其佐、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 。中国厨房设备网副总于凤海先生受邀参加了此次会议。- 《博鳌观察》联手知名经济学家，在全球范围内向百家企业发出"六问";- 围绕"六问"，经济学家与博鳌亚洲论坛会员的现场互动;- 社会创新与亚洲的机会;- 企业家精神与自我创新;- 西方经验与亚洲路径。

经济学家6问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分论坛会议现场

主持人：我们开始下半场。我旁边这位是张维迎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下面这位是陈志武(微博)教授，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他是我们湖南人。还有我们张其佐教授，全球化合作论坛的副秘书长。我们有高纪凡先生，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然后我们有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先生，他14、15岁就已经上大学了，我自己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所以我很妒忌他。在座各位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组。

主持人： 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胡祖六

主持人：我们下面继续这个主题，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维迎提了一个问题，政府应该创造什么样的环境来鼓励创新?中国人是有创新的潜力的。但是事实上我们跟很多企业家接触，他们都非常怨声载道，觉得中国创意难，创新更难。这跟我们政府在社会中扮演的作用紧密相关。张维迎，我们中国政府有一个特色，很多都要审批。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减少行政审批。问一下两位企业家杰出代表，减少行政审批对鼓励创新有多么重要?特别是哪些行政审批是一定要废除才能把中国创新潜力充分释放出来。第二个问题是陈志武提的，三中全会的决定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改革蓝图，三中全会决定对我们企业家在考虑我们的发展战略的时候，特别是创新路径的时候有哪些影响?是积极的还是中性的、还是负面的?我们先请张亚勤开始。

张亚勤：去年我们第一次“六问”论坛，我坐那儿，祖六坐在这儿，去年我得罪了他，他来“报复”了(笑)。政府的政策对创新有哪些影响?首先政府在整个企业发展创新过程中扮演作用是很大的，最大的作用是应该用市场起作用，把审批流程减到最少。企业最怕的是政策的不可预测性。两年、五年后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所以需要营造一个公平、透明、可预测的政策法规环境。第二点，讲到我们创新，讲到发明，讲到技术、研究，这里面不同的范畴，刚才上半场谈到创新，一个企业要生存、要发展一定要创新，这个不是一种选择，是必须的。但是创新本身应该是多重的，有技术的、有市场的、用户的，各种不同的创新。而且真正的创新是需要采纳的。政府所做的是把两种，企业本身要发展，有自己发展的战略。政府所应该投的是基础研究，是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是刚才经济学家所讲孕育大的发明、创新未来的方向。现在我们国家这方面少了一些，经常企业里面创新的不够应用。基础研究不够基础，经常是学校做企业的事，企业未必能很快适应市场发展。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 第二个问题，三中全会两会对整个企业的发展，特别对微软这样跨国企业发展都是积极的，释放了正面信号，一个是越来越市场化。第二点是鼓励投资，三中全会讲的很清楚说是要公平的竞争环境，让中国成为外资投资的首选国，这个十分的清楚。另外一点，特别我们做IT、做信息产业、做互联网的，里面专门提到大数据、宽带中国，提到4G通讯，提到信息化带动农业化、工业化，这都是十分积极的信号。像微软，包括很多外企，包括跨国企业，在中国都有更多投入，包括市场方面、包括用户方面、也包括研发方面。刚才讲中国到底能不能创新，这个答案一定是正面的。否则的话，不会有上千家跨国企业在中国搞研发中心，研发的东西不仅仅是给中国，80%、90%是给全球的。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慢慢讨论。

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在分论坛上发言

主持人：谢谢张亚勤。现在请高总分享一下他对这几个问题的看法。

高纪凡：我想接着上半场简单说一下，刚才我非常高兴的看到包括欧美的教授、专家都非常肯定中国是非常具有创新力的国家。我在这里给大家表达我的观点，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的创新力是毋庸置疑的，创新是中国基因里面的东西。为什么中国在过去的又被质疑?今天的题目很好，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联合在一起，创新不是科技人员的事情，首先是企业家的事情。一个企业诞生后或者要创建一个企业的时候，有一条是所有企业都想的，就是要取得成功。要取得成功，每个国家、每个行业都有取得成功的不同的环境。他无非两种情况，第一种，通过创新发展，不管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创新来取得成功，一种就是通过获取资源取得成功。假定你这个环境说我一定要通过创新来创造价值才能成功，必然创新就是被社会肯定的。你不走创新这条路线就不能成功。假定你这个社会环境，更多的是通过比如说政府资源包括审批、包括其他一些，或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掌控的金融、银行的资源的一些批准来取得的话，那更多的人就会去想去获取资源来获得成功。所以中国过去的20年有一个特点就是跑部前进。跑到中央部委就前进了。因为获取资源取得成功比创新取得成功容易得多。我拿到一些资源，我能拿到，你拿不到，我就成功了。现在中国创新力量的迸发的核心，就是说要重新构建一个让创新者能够成功的环境。简单一点，刚才张教授说的，包括审批问题、包括准入问题，包括一系列地方政府对一些企业过度保护问题，这些都不利于企业创新这么一个环境。当然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机制，这个方向如果真的能够坚定地走下去，把一些不公平的获取资源的环境消除掉，逼得中国企业只有走创新才能取得成功。我看到这里面的希望，当然我也看到这里面的艰难。我是搞光伏的，光伏行业过去十几年的发展他刚好是两面性，第一面性，中国光伏为什么成功?刚才我在吃饭的时候碰到林毅夫教授，我说首先中国光伏的技术在全球是领先的，所以中国企业不管什么贸易保护什么情况下，在德国、在欧洲、在美国，在哪里做，都可以在竞争中间获得领先。但是同时另外一个反面的东西，中国也有很大的力量，地方政府过度地把资源给了一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最后这些企业采取低价竞争办法，搞成倾销了。这两个东西在中国共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的想法是说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简单获取资源的企业得不到发展，甚至现在优胜劣汰的机制一定要建立起来。假定不通过创新有竞争力，最后不但企业绑住了地方政府、银行等等，这个环境不改变，一定很难。这是我的意见。

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高纪凡

主持人：今天我们讲创新，张其佐先生，你简单跟我们分析一下中国能不能成为创新大国或者我们创新前景的一个看?

张其佐：我们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是否改变?我认为肯定改变了，而且改变很大。回顾过去几十年，中国30年高速发展，在需求方面主要是依靠的是投资和出口。

全球化合作论坛副秘书长张其佐

经济学家张维迎表示，“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为了眼前好处牺牲长远，我希望李总理不要犯类似的问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

今天中国GDP增长在一定范围与就业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中国09年9.2%、2010年10%等等，大学生仍然找不到工作。而大量农民工非常短缺，你去一个理发馆，我半年前去的时候，还有很多小工，现在就没有小工了，只有理发师给你洗头，这是一个结构问题，不是增长率能够解决的。就是把中国经济人为搞到10%，中国大学生仍然找不到工作。还有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与心理有关，中国国有企业太强大，好多人希望到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工作或者至少大的企业才叫工作。这个心理上对工作的影响非常大。我强调一点，我们几位非常杰出的世界经济学家，我觉得我们经济学家过去只注重对利益的分析，没有注重观念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而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意思是总理不要被就业吓住了，好像没有7.5%，中国就会出问题了。他不应该相信这种毫无道理的理论。

经济学家6问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分论坛会议现场

第三点，他应该把体制搞对。让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企业家更愿意做长远的事情，就是创新。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企业家有更多自由，废除很多管制，使产权制度，产权得到有效保护，不像过去随意的政府剥夺私有财产权利，使我们司法变得更独立、更公正。当然了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应该把国有企业的比例尽快减少，至少逐步减少。像政府持有国有企业那么多股份，完全没有必要，不仅带来效率降低，而且带来不公平和严重腐败。

经济学家6问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分论坛现场嘉宾提问

最后一点，我希望我们的总理也像30年前的领导人一样，在对待经济增长问题上更为坦诚。就是说不要假装我没有问题，应该告诉老百姓我们问题很多，我们应该要坚决调整，大家不要想着那么高增长。1980年的时候中国政府领导人就说的很清楚，那个时候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很快高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