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14亚太：中美如何实现积极互动论坛实录（图文）

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分论坛“亚太：中美如何实现积极互动”于11日下午14时30分在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东屿宴会大厅C举行，特邀嘉宾为美国驻华大使、前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Max Sieben Baucus、清华大学卡内基政策中心主任Paul Haenle、美国前马来西亚大使、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James Keith、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Bill Owens、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外交学会会长杨文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此次分论坛由中国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主持。中国厨房设备网副总于凤海先生受邀参加此次论坛。

博鳌亚洲论坛2014亚太：中美如何实现积极互动论坛会议现场

主持人： 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现场发言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现场发言

中国厨房设备网副总经理于凤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

清华大学卡内基政策中心主任 Paul Haenle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

外交学会会长杨文昌、美国驻华大使Max Sieben Baucus

“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会”于4月8日-11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上图是分论坛“亚太：中美如何实现积极互动”

李肇星：尊敬的各位博鳌同事、博鳌同仁，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这个论坛讨论的题目是亚太中美如何实现积极互动?大家都知道，40多年来亚太地区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被公认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亚太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在蓬勃发展。同时，亚太也处于矛盾多法期，多种形式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自去年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庄园会晤以来，中美两国处于构建大国关系的历史新阶段，中美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也是地区各国的普遍期待。习主席曾多次讲宽广的太平洋完全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们今天的讨论就是要为中美在亚太积极互动贡献智慧，提供正能量，希望各位畅所欲言，进行建设性的、友好的、有效的讨论。所以参照联合国大会的开放，在联合国大会的时候每个发言人不超过5分钟，不管你是总统、副总统、部长还是大使，5分钟，我们稍微宽松一下，我们最长不超过6分钟。现在开始，首先发言的将是杨文昌先生，他是现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该学会是1949年由新中国首任总理兼外交倡导创建的，与新中国同岁。杨文昌先生担任过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大使，在香港回归伟大祖国怀抱之后，他也担任过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现在有请他先发言。

杨文昌：谢谢主持人，我首先在这里向我旁边坐的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新任美国驻华大使Max Sieben Baucus阁下。我的学会很荣幸，他长期是参议院的议员，我们外交学会曾经七次接待Baucus议员访问中国，所以他是中美积极发展两国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积极推动者。今天Baucus大使也会就中美关系发言，我先讲讲就中美亚太合作我个人的看法。

杨文昌：中美在亚太地区来说是两个大国，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中国是13亿人的，现在GDP也是世界第二的大国。中美两国同处亚太地区，我们搬不了家，中美应该共同为亚太地区持久的和平、发展负共同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同学关系，不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这是一点。第二，中美的亚太地区合作是具有基础的，而且基础越来越深，我想用三块石头来表达我们中国和美国目前关系的现状。两块石头是宝石，我们应该做大，一块石头是绊脚石，我们应该把它搬开;两块宝石是什么呢?习近平主席去年在访美时对奥巴马总统讲的，习主席对奥巴马总统说，两国的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这是一块宝石。第二块石头我叫奠基石，奠基石是什么?就是两国人员往来，两国人文交流和良好人民的相互了解，这是两国关系的基石。一年跨太平洋，两国人员往来超过400万，有数十万留学生在彼此的国家学习，有数不清的商人来回飞跃太平洋，我们的基石应该越做越大。但是不客气的说，我们存在的绊脚石是什么?绊脚石是必须搬开的，就是在安全领域两国相互信任度不够，我个人的看法哈格尔国防部长本周访问中国，这是一个好事，两军互动起来，我曾经在华盛顿中美二委对话上积极向两国政府建议，尽早恢复两军的交往，当时两国政府采纳了这个意见，盖茨国防部长就来中国访问了，原中国国防部长也访问美国了，实现了两军的交流。这次两国政府的防长都换了，过去没有打过交道，没有见过面，第一次见面显得很紧张。现在报纸、媒体也在炒作这个问题，我说任何一个人和不认识的人第一次见面，谁都会有防范心态，因为我不认识你，我想打交道多了，来往多了，彼此相互熟悉了，就是有分歧大家也会心平气和去讲。他恰恰说明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交流，而且坚定不移的把交流做下去。

杨文昌：为此，亚太地区中美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主持人刚才说了不能超过6分钟，本来我有八条建议，我可能就不那么完全准确了。第一，要把两国高层互访机制化。我们在历史上中美高层互访是很频繁的，但是往往受到一些具体事态的影响，有时候隔的时间比较长才互相访问一次。我觉得既然现在中国和美国是亚太地区两个最大的国家，就必须经常往来。不光是两国需要，这个地区也需要。中美和，亚太安;中美斗，亚太乱;中美之间发生冲突就不是中美两国的事情，一定会危害到整个地区，所以安全领域是我们的弱项。为此我建议两国政府在战略和经济对话框架下，或者是单独的设立“2+2机制”，就是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美国和许多国家都有“2+2机制”，中美之间也应该有“2+2机制”。第二，中美在东北亚的和平和安全问题上，特别是朝核问题上可以共同有所作为。为什么可以共同有所作为?因为中美两国为什么不能为朝鲜核问题和朝鲜半岛的持久和平和稳定问题共同制定一个路线图，然后征求俄罗斯、日本、韩国和朝鲜的意见，大家都没有意见就可以召开高层会议敲定下来，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我去年在美国华盛顿的二国对话上提出了路线图的意见，受到了我的老朋友亨利的支持，克里国务卿不久之前访问中国的时候也和王毅外长谈到朝核问题路线图的问题。我还有另外一条建议，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搞一些非敏感领域的军事演习的合作，当然中国邀请了美国防长参观了航空母舰。最后一条，在阿富汗问题上中美可以合作。谢谢。

李肇星：谢谢我的老乡杨先生的重要发言。下位请Max Sieben Baucus先生，他有三项记录，第一，他曾经担任那个州的参议院长达35年，不知道在座哪位朋友有这样的记录，他可能是在座各位的冠军。第二，在座各位当中他是最年轻的大使，3月20日向习近平主席担任国书，他担任大使才三个星期，所以我们对他祝贺，祝他履新愉快。第三，我感谢他，在我从事中美友好的事业当中有两件事难忘，一是Max Sieben Baucus参议员率先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二是1996年6月，一位参议员曾经陪同我访问他的家乡，这是我非常难忘的旅行，我在访问回来的路上写了一首歌，我说在您的陪同下，在那里受到的接待，好像我自己是一名国王。后来我自己清醒了，觉悟了，原来那里的人民那么热情的欢迎我，因为知道我来自中国的青岛市，如果青岛啤酒厂收购我们的大麦，那我们的生活会更好。

Max Sieben Baucus：我希望可以简短的说几句，首先讲一下我的新工作，我对中国的兴趣长期以来一直在发展中，蒙塔娜这个州出口很多产品，像小麦、大麦，我们希望中国接受更多美国的牛肉，我们对中国很有兴趣。我做公仆的灵感是一位日本大使，他是远东历史教授，很了解中国，他首先在中国服役，16-17岁在美国海军，他非常喜欢中国，后来我们成立了曼斯菲尔德基金会，在蒙塔娜他的重点是亚洲、中国和日本，我的家乡蒙塔娜我们的兴趣非常浓厚。正如李大使所说的，我在参议院工作了几年我在参议院工作反映了中美关系35年的外交史，我原来做世贸组织的工作，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本能的认为中国和美国，从他们自身利益来讲，让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对双方有利，促进贸易和经济发展，使两国关系变得更成熟。我当时认识贵国当时的总理朱镕基，我是他的粉丝之一，他为中国和世界做了出色的工作。我被任命做大使的时候一直希望见他，虽然他很少出席公开活动，我想亲自告诉他我多么赞赏他的工作。

Max Sieben Baucus：我们回顾过去，自从我们通过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之后两国的发展怎么样，我在这里的工作要强调两点：第一，我们的相似之处。坦率的说，当我会见习近平的时候，那时候他是副主席，我特别记得我们交谈当中他一再提到两国相似的地方，我们共同点比差异多得多，我觉得我们经常忘掉这部分。因为从人的本性我们倾向于注意差别和差异，有时候会忘了我们有那么多的共同点。实际上我们很幸运，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棒，中国是崛起中的强国，美国是发达的强国，而且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一起成长，一个是崛起的强国，一个是发达的强国怎么共同合作?当然两国文化显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从深层来讲，我们很多相互的利益。一开始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正确的背景之下看待两国关系，也就是再平衡的重要性，美国向亚太地区再平衡的重要性。作为40亿人民的家园，亚太地区的经济体占世界GDP的60%以上，还有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经济体，从亚太地区和美国的繁荣、安全是密切相关的，这没有什么疑问。就是在这里，在亚洲、在中国，这里就是未来，我们必须要赶上、超越这些曲线和趋势。就像一名有名的曲棍球球员，他经常说滑冰要滑到曲棍球所在的地方，看看我们的关系要走向何处，及时赶到以推进它的发展。在亚太地区我们促进一个稳定的安全环境，加强区域的经济秩序，公平公正的制度，要确保地区所有人民的普世权利得到尊重，尊重人的尊严非常重要，这是根本的基础，也就是人的尊严。因为每个人是个人，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觉，所以很重要的是这些感觉、这些感情要受到尊重，不一定要同意他，但必须要尊重他，这是人类作为人的状况。

Max Sieben Baucus：美国再平衡的根本部分有一种需要，美国和中国要在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时管控好我们的分歧，高层的交流也会加强两国关系，这是很明显的。奥巴马总统在习主席会晤的时候谈了很长时间，最近在圣彼得堡和海牙也见了面，最近很多美国领导人来过中国，双方领导人知道合作对双方的好处多得多。最近三周我会见了习主席和其他很多人，他们一再表示很赞赏、感谢美国的官员经常到中国来，花很多时间到中国来，包括第一夫人。他们说中国领导人要他们愿意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习主席非常感谢，当我谈到米歇尔·奥巴马夫人的访问，她也很感谢她在中国的访问受到这么好的待遇。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取得成果，对人们日常生活带来好处的成果。我来了以后带来三个优先课题，一是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二是同中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的挑战，三是促进强有力的民间关系。人民对人民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只有少数人认为贸易和投资不是中国和美国广大关系的基础部分，其实很快取得今天的发展，令人惊讶的，40年前很难想象两个经济体当前互相依存的程度，40年前每年双边贸易额不到1亿美元，对对方市场双向投资接近于零，极少数的美国就业机会依赖于同中国的贸易。看看今天超过70万份美国工作机会是依赖于同中国的贸易，一个5000亿美元的货物来往的两国之间，美国公司在2020年底在中国的投资非常大，2001年的时候中国对美国投资基本是零，去年年底增加到360亿美元。美国企业界经常谈到如何加强财产的保护，还有更多的国民待遇和公平的竞争场地，这都是对的，对大家都有好处，但我要美国企业家放心，你要求什么也要谨慎一点，因为过一段时间财产受到保护以后，国民待遇受到保护以后，竞争场地变平以后，中国的创新这么强，你们竞争不过他们。但我们实际上要这样的竞争，这是我们希望的，但中国真的开放之后，将来更好的保护财产之后，会给中国企业家、男士、女士们带来更多的机会，而且这种竞争对经济体非常有好处，会使得也许需要财产保护的公司投资额有巨大的增加。了解这些的关键，正如我们刚才探讨的那样，要不断地交谈，不断地共同努力，不断地寻找新的方法以取得突破。战略经济对话是方法之一，不会解决我们的所有问题，但是会帮助，还有APEC，双边投资条约也很有帮助，有这么多正在进行的努力，有些是交流，有些是公司，还有博鳌亚洲论坛都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展的。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作为中国人、美国人，作为人民和政府只能做很大的创造性努力。我接受这份工作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关系，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好这个关系，正确处理好它的发展，意味着我们要做大量的工作，倾听对方，做大量的工作，使得国家安全问题不要显得那么大，无论是南中国海都是东中国海，这会确保一些国家问题不要像现在这么突出。我本来还有很多话，非常感谢大家邀请我到博鳌，谢谢李部长，谢谢大家，希望我们进行很好的讨论。

李肇星：谢谢Max Sieben Baucus大使的发言，下面请我在中央党校的同班同学，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现任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的第一个最大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先生发言。赵启正可不是一般人物，他在上海浦东区担任主任的时候，上海市当时的起重机数量占全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一，很多。我个人和他有特殊的缘分，他妈妈是南开大学著名教授，我有幸当她的学生和校友，下面请赵先生发言。

赵启正：谢谢李大使。刚才听了Baucus先生的发言，我感觉是中国就任大使第一次公开演说，我的判断在网上传播之后会受到欢迎，期望在你的任期内中美关系有很大的改善。中美关系对中国和美国都非常重要，一周前我应邀到哈佛大学参加讨论，两边没有商量，题目相同，那边有一些学者如约瑟·福奈，有一些官员，还邀请了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陆克文说中美关系不只影响中国和美国，也影响澳大利亚，也影响日本。你们如果相处得好算我们的福气，你们如果相处不好，我们站队有困难，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关系也要向前进。最近大的事情是两国总统讨论了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主要是要互相尊重，不冲突、不对抗要合作共赢。不冲突、不对抗是很宏观的，必须要有基础，基础就是互相尊重，正确的认识对方。所以我告诉大使，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怎么看待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对你可能有参考价值。

赵启正：美国一个智囊说了一句话，说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他用三个英文单词，就是遏制+接触，增加起来就是政策两面性，我们希望多接触，少遏制，这是中国人对政策的简单概括，接受美国这句话，说美国对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要问美国为什么对我们这样?主要是美国不信任中国，说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不是就像前苏联那样将来造成我们大的威胁?特别是中国强大以后，不太了解中国和俄国很不一样，都叫共产党，但共产党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跟俄罗斯化的不同。中国文化的传统就是和，和这个字太难翻译了，可以翻成和平、和谐、和和气气。因为汉语不普及，一个音节很难传递过去，不妨叫做“和主义”，中国不喜欢无原则的竞争，更没有威胁别人的爱好，这是中国文化决定的。中国文化这个题太大，怎么理解中国文化?你们到奥运会去看，中国参加的项目，凡是没有网的都打不赢，足球也不行，篮球也不行，更不要说橄榄球，有网的都能争一争，乒乓球、网球和排球，中国人不喜欢冲突，这是文化传统，不是一个运动队，中国31个地方队都这样。

赵启正：所以请美国人放心，中国威胁论是不存在的!中国威胁论既然不存在，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因为有历史，在历史上一个国家，特别人多地方大的国家一崛起的时候往往威胁别的原因，历史是不是就这样重演?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是根据观察和实验来取得真理，牛顿定律、爱因斯坦定律，那是科学。历史学像文学，像小说一样，空白点都写出来了，但是参考文献在哪?没有说。你看中国的史记没有参考文献，有的就是司马迁想象的。所以历史学不是严格的科学，没有循环的必然性。有人说了，伊斯大战一百周年过去了，又一百周年应该打了，有科学根据吗?没有，所以不要相信历史学家的谬论，这样中美关系比较容易搞好。不互相怀疑，互相增加信任感的背景下，我们就可以把中美关系做得更好。有很多事情可做，杨文昌先生提了八条说明他的智慧，我只能提一条，就是双方要尊重对方的基本利益，基本利益是对方最关切的利益，一碰到就上火、着急的利益。最后目前最上火的不是经济关系中对中国的某些制裁，中国经济量很大，我们稍微制裁、制裁不太在乎，还能过得久，一碰到领土问题中国人容易上火。中日关系已经不太好了，中国人并不讨厌日本人，中国对于日本政要的言论和做法不满，我们希望中日关系缓和，对中日都有利。我的日本朋友很多，我刚刚从日本回来，为什么要搞好中日关系?不要说大话，为了世界和平、亚太和平必须搞好中日关系，为了中国的利益我们要搞好中日关系，我们开门希望见到邻居的笑脸。日本人不妨说为了日本的利益，虽然两国的民众中对讨厌对方，但知识分子当中认为中日关系很重要，民意测试当中认为中日关系重要的超过80%，中国如此，日本也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应该采取一个双方都高兴的立场，就是给对方灭灭火、消消气，这样一举数得岂不好。新大使阁下，我希望你在新的任期内以强大美国的力量主持点正义!谢谢。

李肇星：谢谢赵启正先生的重要发言，下面请清华大学卡内基政策中心主任Paul Haenle发言。清华大学非同一般，他的中文名字是韩磊，磊是三块石头，杨文昌先生谈到三块石头，但是有一块不太好，我相信韩国先生三块石头都是好的，我和夫人曾经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家长，请您发言。

Paul Haenle：杨先生说了八点，赵先生提了一点，我一点都没有。非常感谢外长先生，我还想感谢博鳌亚洲论坛，我在中国居住的时间长达4年，我参加了三届博鳌亚洲论坛，每年很明显的看到最好的来自中国国际社会的思想家都会聚集在一起参加论坛，就这些问题做出讨论，我个人认为没有任何问题比美中关系更重要，我就说两点。因为我想回到Max Sieben Baucus大使谈到的一点，增加美中关系的重要性，第二谈一谈太平洋地区，以及这里两军关系的重要性。就全球合作方面，我来中国之前曾有机会在白宫工作了5年，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现在中国也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我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了5年，在这5年期间我有机会作为中国事务主任，我为布什总统，后来作为奥巴马总统的中国事务主任，他经常谈到变化，但是在中国方面要保持一致性和连贯性，这就是为什么我留在奥巴马政府里工作，因为布什总统、奥巴马总统都认识到美中关系的新特征。鉴于中国的崛起，中国非常了不起的经济增长和世界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中国已经能够对解决全球问题做出空前的贡献。美国和中国，美中关系30年以来，大部分时间牵涉到双边问题，但是在中国新的地位，美国和中国有责任找出一些方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合作，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核不扩散、环境问题，杨部长谈到了北朝鲜、阿富汗，清单是很长的，我个人认为要找到增加合作的方法，把两国关系推到新的水平。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想清楚用什么方法合作最好，这是我来中国的原因之一，和卡内基政策中心一起找到方式增进相互了解，让美国的专家、前政府官员和中国专家一起讨论这些问题，更好的了解对方，更重要的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找到新的方法，在我刚才提及的问题取得进展。我原来在政府任职的时候我们经常到中国来，拿着很长的清单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设，怎么跟中国合作，我们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我现在认为，我们本来提的想法基础是我们自己评估了，我们认为哪些利益中国的利益，哪些利益是我们的利益，本来要找一些利益一致的地方，我们经常向中方提出建议。但现在回顾起来，原来我们提的建议可能被看作是美国请求中方帮忙，好像认为中国是一个附属的伙伴，如果取得进展他们认为美国的好处比中国的好处多。这不是我们当时提出建议的意图，我们认为要找到更好的方法了解中国的想法是什么，他们对合作有什么想法?中国朋友们认为全球层次上那些有适当的环境和条件让美中进行合作哪些领域是合适的，真正找到一些领域，真正的展示美中两国就具体问题取得具体进展，让中国和美国的公民看到我们的关系正在发挥作用，而这个作用对中国、美国和全世界国际共同体都有好处。我原来对卡内基的学生有一个功课，让他们想想什么倡议会引起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注意，让他们看到两国合作正在帮助全世界。我的学生提出很多很好的想法，美国的医生、科学家一起合作来消除儿童经常患的疾病，帮美中两国的孩子和全世界，再有到活性的载员飞行使命所有的建议都是可行的，但要超越美国和中国的零和游戏的概念，这才是推进两国关系的方法。

Paul Haenle：说到零和游戏这种说法没有任何地区在亚太更突出，抗争和赵先生所说的不信任正在成为大家注意的所有事情，没有看到两国关系的整体重要性，不要认为战略的抗争是最重要的，我认为两军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可以就这些问题取得进展。哈格尔防长本周来过，说不同意中国防长的看法，我觉得好啊，我们需要诚恳、坦率的讨论，但必须要持尊重的态度，目的是推动两国进展。杨部长说了要发展亚太之外的合作，比如亚丁湾美中两国海军正在合作，做反海盗的行动，联合兵种的冲击队，从直升飞机跳下来上海军的舰艇，还有上一些商业的舰艇，原来北海道劫持了，美国人提供掩护、武器，中方登船，或者是相反的。我知道我的朋友欧文斯军官可以证明，不同国家的军官走到一起，只要有共同使命和目标，他们会发展强有力的关系。可以把这种典范搬到其他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次是中方首次参加环太平洋演习，这是美中两国第一次做演习，让我们开始离开零和游戏的办法，找到共同的办法，让双方都有利。

李肇星：谢谢韩磊教授的重要发言，下面请曲星教授发言。曲星先生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讲到公使我补充一句，他还是我国现任驻以色列特命全权大使的丈夫，请曲教授讲话。

曲星：这一节讨论的题目中美之间在亚太怎么实现良性互动，需要什么样的行为规则?实际上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关于应该做的首先是我们需要一种理念的建设，所谓理念建设就是双方必须要明白我们的共赢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我们两国以及整个世界都承受不起我们冲突的代价。我们要明白我们新型大国关系，双方都积极进行建设，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今天的世界不是一百年前的世界，不完全在一个层次上，所以是可能的。中国每一任领导人就职以后都会对中美关系提出定位，让它概念化，可能用词不完全一样，但基本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就是要使中美关系有积极的，建设性的基本背景框架，所以理念建设非常重要。第二个应该做的是机制建设，中美之间有60多对各种各样的机制在运行，在最有合作潜力的地方我们有机制在扩大合作，在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也有机制在预防危机。这次哈格尔国防部长来非常重要的，就怎么样推进重大军事行动提前通报，还有离公海海域海空安全措施达成协议，进一步推进，这是在危机领域管控非常重要的机制建设。第三，我觉得应该做的是扩大合作的领域，中美在若干领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很多领域的共同点非常多。比如防扩散、反恐、经济、金融、防止国际跨国犯罪等等很多领域。如果短时间内解决不了分歧，那我们有更多的办法来扩大合作，当合作的份量多了以后，分歧在中美关系当中占的比重就相应减轻了，这样中美关系抗冲击的能力就强了。刚才Max Sieben Baucus大使讲到美国70万人的就业和中美贸易有关，换句话说过去一年的贸易顶不上现在半天的贸易，如果现在的内容多了，中美关系抗冲击的能力就会更强。第四，要信守承诺，尊重对方的核心关切，承诺非常重要，一个国家在国际行为中作为行为主体，做了承诺的应该要信守。中国政府对美国有承诺，比如说让人民币汇率有一些变化，要升值，这些年来升值率超过了30%;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也有承诺，高技术出口的放宽限制。中国关心的问题上比如说售台武器，美国政府有公告的合作，如果这些都能落实，中美的良性运作就有了基础。另外是管控分歧，我们在一些领域有不同的看法，有分歧，比如在半岛怎么样才能够使问题得到合作，大家希望半岛和平和稳定，不希望再发生冲突。比如说人权和民主的领域，顺放对怎么样做才能促进民主和人权有不同的看法，中国人认为按中国特色做能改善中国的人权，促进中国民主的发展，美国是另外一种看法但完全可以进行讨论。在南海、东海，尽管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不希望个地方出问题，不希望中日之间出现大的冲突等等，这怎么管控非常重要，这是应该做的。

曲星：不应该做的有什么呢?首先冲撞对方的底线是要避免的，我认为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中有它的底线，比如说核扩散，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核扩散问题上中国和美国一直在配合，在半岛中国和美国做了很大努力，在伊朗，尽管中国从伊朗进口石油，但中国和美国共同管控这个地方，防止这个地方出现核军备竞赛。中国也有底线，刚才我讲了中美的基础，为什么当年达不成建交，为什么30年谈判，最大问题是台湾问题上，这是基础也是中国的底线，如果这个底线得不到尊重，关系就很难进一步发展。第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首先使用武力，两国现在在很多活动的领域很宽，国际上很多领域活动空间有交叉，所以一个海空行为规范，否则一旦发生碰撞就容易出事，一个基本理念非常重要。第三，不应该领土争端的当事方采取对方性措施。尽管中国和周边邻国有一些领土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基本立场是谈判解决，谈不成搁起来解决。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历史，我们1949年成立的时候跟所有邻国都有边界问题，通过谈判，现在在14个邻国还有2个没有解决，其他都是通过谈判解决了。在海上也有成功的例子，和越南划分了北部湾，并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谁，我们希望坐下来谈判，谈判寻求共识和相互的妥协。我们不希望对任何有关一方进行促成，让他没有办法更多的坐下来谈判，我觉得这一条非常重要。同样，在半岛中国不希望任何一方采取挑衅行为，这非常重要。遇到分歧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不过度反应也不扩大分歧。所谓不过渡反应，在中美关系的某些领域，当时建交的时候没有达成协议完全解决，所以问题遗留到今天。中方不反应是不可能的，但考虑到历史发展现实反应到什么程度?不扩大分歧，我主张在双边关系中就事论事，这个领域出了问题反应就在这个领域，不要跟其他利益相关系。如果中美双边关系出了问题，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和双边关系联系，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就会更加结构性一些，我觉得要避免这些情况。如果要做到这些，什么我们应该做，我们不应该做什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中美在亚太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良性互动就是完全可能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完全有可能建成。

李肇星：感谢曲星教授的重要发言，现在请美国前马来西亚大使、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James Keith先生发言，James Keith先生了不得，他曾经当外交官长达31年，仅仅比Max Sieben Baucus大师当参议员少4年，他曾经担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是美国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有请。

James Keith：非常荣幸参加这次讨论，谢谢我的同事，谢谢博鳌亚洲论坛让我又有一次机会参与，每次到博鳌亚洲论坛来都很高兴，这个论坛很重要，因为它让中国能够自己看待自己，就是这个目标，邀请大家一起进行坦诚的讨论，就某些问题提出不同的观点。今天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很明显在变化中的世界，另外一些国家对我们的观点不一定跟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完全一样，对美国肯定是如此。美国有“例外主义”这种说法，就是在美国看待这个观念和国外人们的理解不一样，我们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怎么想，了解有哪些差别，在对差别了解的基础上做工作。在中国这个地区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有关什么是中国现状这个问题，你问大部分美国人，他们会说中国正在试图改变整个地区的现状。除了朝韩半岛之外，其他地方中国都想改变现状。在美国有另外一种看法，除了北朝鲜之外美国想保护其他地方的现状，这非常值得思考，为什么有这么的不同的观点，在国内、国外差别这么多。还有一个例子，大部分美国人不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围堵的政策而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是这样，误解的来源是什么?用什么方法逐步应对这种误解，以建立共同点呢?我想有这样的观念，所谓的围堵我们应该做很大的努力，在美国人们不会说要对未来做什么对中防御，或者对英国、法国有这样的讨论，为什么在中国有这样的呢?我可以这么说，值得争论，或者有一点挑衅的问题，但我想说一下。这个问题很大一部分的解答掌握在中国的手中，要用中国来确定在今后5年、10年、20年、25年怎么发展，这种问题你不会问发达国家，为什么对美国、德国或中国关系不一样?因为美国和德国的关系，我们比较清楚知道德国25年之后会怎么样，所以没有这种需要，两国政府怎么事先应对不确定因素。大部分美国观察家认为美中关系20、30、40、50年后发展到什么方向很不确定，就是因为不确定造成互不信任，或者有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应对这个问题，未来会怎么样?美中关系将来结果会怎么样?我真诚的认为很大一部分的主动性在中国手中。因为美国从1979年已经宣布了态度，就是要打交道或接触，我想不是围堵和打交道相结合的。看看美国私营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对中国成功的投资，这应该归功于中国人民，是他们自己取得的。美国人民对中国成功和发展没有附加任何条件，他们主动的做出贡献推进，自己做出选择。大部分美国人会告诉中国合作伙伴我们已经做出选择，没有试图制止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希望参与，我们对他的结果的确有兴趣，这牵涉到我们的利益，因为这是由中国自己决定。所以在谈所谓围堵问题的时候，我想敦促中方想一想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会怎么样，用什么样的准则来指导，是不是平等适用于国际社会所有的人同样的国际标准，或者有另外一套标准。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标准自己确定，这个问题好像没有给出一个答案，在另外一个论坛我听到了中方的一个观点，就是对领土问题国际的仲裁或裁决不一定会被中方认为有效，我讲的是海事、海洋的纠纷，国际标准是不是适用于其他国家?同样的问题可以问美国，是不是有同样的状况，某一个国家适用标准还是不适用标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要看是不是均等适用所有标准，就是中国怎么想。

李肇星：请中国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先生发言，龙先生最使我难忘的不仅是当过前经贸部副部长，他还为解决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的不公正做法、不平等立场做了杰出贡献，为发展中美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做出重大贡献。我真是很高兴他能来参加，他自己例子我们国家一个欠发达地区——贵州省，这个地方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他为了发展自己家乡的经济和祖国的事业做了大量工作。请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发言。

龙永图：谢谢李大使，非常高兴参加中美关系的对话，特别是美国现任驻华大使参加，我听说他当中国大使非常高兴，因为他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解决一系列经贸问题做出重大贡献，所以我开会之前再次向他表示感谢，他也向我们表示祝贺，中国入世以后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对于中美关系一直持非常积极的态度，特别是中美经贸关系一直持积极的态度。我很多年前就听邓小平讲过，最近又看到一篇回忆录，讲邓小平在1979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在去美国的飞机上中国一位资深的中美问题专家问邓小平先生，你刚刚提出改革开放的路线，为什么急着访问美国?当时邓小平先生做了这样的回答，他说我对国际关系观察了很久，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凡是和美国关系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邓小平先生这段话对我有非常大的冲击，刚才李大使说我来自一个贫穷的地方，我一生的愿望就是希望中国人富起来，因为过去穷怕了。小平同志讲和美国搞好关系，可以使中国人富起来，我说也要好好跟美国搞好关系，做点努力，这是我非常坚定不移在处理中美经贸关系中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动力?我相信小平同志讲的话有很多的真理。因为主持人规定了时间限制，我就不讲过去的话，讲现在的话，中美如何实现积极互动?我觉得可以做三件事：第一，积极把中美的贸易关系搞得更活跃，量更大、质量更好，目前双方应该积极努力，尽快就中美双边的投资条约达成协议。因为中美双方之间的投资已经非常多了，没有一个好的中美方面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法律框架，中美双方的相互投资就会受到限制。所以我们现在就投资协议最重要的精神，比如说关于准入前国民待遇的问题，负面清单的问题，以这两个东西作为整个投资条约的主要框架，这已经达成了共识，这是非常重大的突破。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突破在中国领导人的推动之下实现的。希望双方尽快的努力缔结这样的条约，这对中美双方非常有用。为什么中国人很积极?因为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越来越多，过去光是美国人投资我们，我们对保护投资不是很重视。现在我们中国在国外的投资，包括在美国的投资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对于投资保护协议非常关注，这是我们想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中国和美国在处理亚太地区区域贸易合作的时候能不能有些合作?刚才大使讲了中美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乱成一锅粥，我觉得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亚太的大国，只有两个大国合作起来才能把这一碗粥清理出来。现在最重要的两个贸易协定，一个是中国参加的RCEP，另外一个是美国参加的TPP，有很多亚太国家两边都参加了，但中国和美国各在一边。如果中美不很好的进行沟通，两个区域贸易的协定很可能产生冲突。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避免两个区域贸易协定的冲突。如果能够重叠，或者能够合并是最好的。因为很多企业家都知道贸易协定越复杂，对我们的商人来讲越不利，因为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规则。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作为两个大国可以很好的合作。

龙永图：第三，今年11月份中国主办APEC的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推动亚太地区合作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能不能在北京APEC会议上重申过去达成的在2020年实现整个亚太地区自由贸易的目标?如果这样对整个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可以产生很重大的推动，因为中国、美国确实是亚太地区两个大国，两个大国一动整个亚太地区就可以跟上来，这一点说明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李大使是我非常尊重的主持人，他规定的时间我一定要确保不太超过，三件事情：第一，尽快完成双边投资协定;第二，避免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相互冲突，最好能够实现相互重叠和相互融合;第三，开好今年11月份在北京的APEC会议，实现所有APEC国家，特别是中美两国合作供应的新局面，谢谢。

李肇星：感谢龙永图先生的重要发言，而且到现在为止您是唯一没有超过6分钟的，向您表示感谢。下面让我们欢迎Bill Owens先生发言，Bill Owens是美国AEA投资集团亚洲区主席，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亚洲区副主席，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职务，他是一个全方位的专家，拥有美国海军学院的数学学位，拥有华盛顿大学的管理学学位等等，最后他还是一位非常善良的慈善家，请Bill Owens先生。

Bill Owens：谢谢李大使，您和我以前参加过很多次活动，每次总是很高兴，我知道我是最后，可能我是发表主旨演说，多长时间都可以利用。我做一点评论，我对发言者的发言有不同的意见，我在这里认识上百个中国领导人和普通老百姓，我有很强烈的对美国人和中国人的伙伴关系，我认为我们需要双方有非常出色的领导力，使双方联系在一起，告诉我们的人民我们希望状况会什么样，然后培养一种信任、透明性，这样促使我们的孩子有更好的生活。所以光是处理个别的事件是不够的，只有小小的合作领域是不够的，我们要从宏观来看看能不能做一些大事情，真正推动事态的发展，并且有各种各样的倡议。我们作为美国人和中国人，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成为超级伙伴，而不只是成为超级强国。这七年以来我有一个经历，李大使和我参加的一个活动，《三亚倡议》，让参加会议的过去成员，我们5个人，中方有同样层级军方的人走在一起，以前从来不认识的军方领导人，7年来每年会见两次。中国友好协会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我们在美国、中国都举行了会议。我可以告诉大家，刚开始有很多互不信任，缺少透明度，但现在已经成为非常好的兄弟般的友谊，我们加起来在一起的时间达到了50天，我已经知道他们子女的姓名，iPhone的应用程序互相交流，真正成为了朋友。参联会有两位主席，也有两位副主席，还有中方的将军，我们到中国西部，经常到北京，和美国的高级领导人像克林顿，还有在议会、五角大楼，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真的很喜欢对方。第一次中方高级的将军想跟我牵手，我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但我真的非常喜欢。李大使和我这几年来一直在观察这件事情的发展，使我们能够作为两国人民取得的成果有多大，两国的将军可以这么做，大家也可以这么做。我的年龄很大，战争期间在越南南方，中方的将军在北方，后来我们想到了本来是同一个地区，间接瞄准对方来开枪，但我们现在宣誓要做一切努力防止这个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事情我们应该做，应该坦诚的谈一谈美国在亚太的作用。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条约关系，和日本、韩国，开诚布公的谈一谈怎么管理好条约关系。这个要做起来很难，但我认为我们出现问题我们要想办法让东北亚更有好处，因为每个框架能够讨论这个内容，无论是岛屿，或者一方军队意外或者错误的行动，我们要想到东北亚的防御机制。没有一方领导层正在谈东北亚对我们有影响的重要问题。你们有些人还没有去过成都，那里有一个美国的公墓，在几乎没有人支持中国的时候他支持中国，后来因为他，很多美国人在二战的时候支持中国。这是一个时机，我们可以想用什么方法做事情。我同意Paul说的，两军关系非常重要，如果有这样的关系一切都会改变，所有的将军会告诉双方的朋友我们的友谊。我觉得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我们有西典军校，还有空军学院，应该让100名中国学员上每个学院，共度4年时间，我个人认为应该这么做。我们不只是为了参联会主席进行访问，而且要有不断、持续的交流，在军方每一个层次开始建立互相信任和透明度，这完全有可能使两国可以实现，中国和美国应该成为超级伙伴。

李肇星：感谢Bill Owens先生的精彩发言，其中有一句话我不能同意，你说我老了，你一点也不老，你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可以工作，可以促进中美两国的合作与友谊，促进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有意，谢谢。时间很有限了，可能需要延长几分钟，如果有事情的朋友可以随时离开。我想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的规定精神，给两个提问机会。宪章规定是各个成员国一律平等，二是男女平等。有两个提问，一位来自美国，一位来自中国，一位男士，一位女士，希望提问时间不要超过1分钟，回答时间不要超过3分钟。

提问：我有几个问题想问Baucus大使，可能要打破李部长的时间限制规定，首先我想问Baucus大使，在您看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国关系应该怎么发展?

Max Sieben Baucus：当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会晤的时候，我想他们就决定了一个很好的先例，一个很好的方法让两国进行更加积极、更密切的合作。我想对发言再做一个补充，刚才James和Bill说的，为什么不信任，什么导致了美方和中方之间的不信任?我想一部分正如James Keith所说的那样，因为有些美国人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得这么快，这么快就使GDP增加1倍，看到军费开支增长，所以有些美国人担心，这意味着什么?中国打算怎么样?所以正如James所说的那样，很重要的一点，中国政府要开始对待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在30、40年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要回答这个问题，在缓和美国人对中国的忧虑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另外为什么担忧?未来我们共同努力的话，美国人必须在不久之后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另外一个国家的GDP比我们大，这会产生很深远的心理作用。我想双方人民都知道这些问题存在，可是这导致一部分的不信任，人们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所以越是中国能够时间将来能做什么，15年之后希望什么样的世界秩序，中国想加入哪些组织，这很有帮助。我认为应该更早，不要那么晚回答，越是推迟越导致人们的焦虑。Bill Owens将军说得对，所有这些关系最根本的就是落实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所同意的内容，同时也要开始想一个崛起的中国战略意义是什么?美国希望中国是繁荣，我们要看到这个，因为这对中国、世界、美国都有好处。与此同时也会可能会产生一些关切，就要中国希望走向什么方向?军费开支这么大，2、30年之后会带来什么成果?人们看到变化会很大，我想已经有了好的开始。

提问：我不是美国人，我是澳大利亚人，非常遗憾，非常不幸，我也没法说中文，非常抱歉。我的祖父霍克是论坛的创始者之一，是前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我们刚才在讨论中美两个超级大国。我觉得两个大国都应该承担责任，要承担起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责任，共同来应对各种挑战，人口的增长，资源的稀缺，这都会对地球和环境产生影响。两国应该采取什么的方法，用自己的资源、智慧和能力造福地球，造福中低收入的人群，尤其是中国的贫困人口，基层人民，又如何影响一些主要的参与方?尤其是能够照顾无法获得知识和机会的底层人民?

James Keith：这个问题很重要，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领域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密切合作，未来也是这样。奥巴马总统在第二任期提出一个关键政策目标，就是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现在已经很明显。中方特别注意社会和谐，基本上也是同样的目标，就是缩小贫富差距，确保大家都有机会在经济中发展。尤其是在气候问题上，美国和中国从比较低的水平开始，我们有机会发挥同样的领导力，未来有什么共同愿景?您指出非常困难的领域，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要克服的话就是在另外一些问题找到共同点，这个领域美国和中国很明显的能够展示领导作用，而不仅仅是可以，而是应该。

李肇星：谢谢您回答这位澳大利亚朋友的提问，澳大利亚是两国共同的朋友，提问到此结束。感谢刚才各位的重要发言，发言很热烈，各位嘉宾发表了重要的、有见地的看法，有好多建议特别值得重视，我们今天的讨论不愧为一场高质量的讨论。比如大家都谈到中美在亚太要合作不要对抗，中美在亚太必须合作，也能够合作，通过合作来造福中美两国，也造福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各国人民。中美在亚太积极互动有美好的未来，机遇是重要的，潜力是深厚的，前景广阔。总之，我认为我们中美两国在亚太走好、走稳一条互动之路很重要，为此我们必须始终高瞻远瞩，坚持积极互动这个大原则、大方向，我们要真心合作，不断做好、做大中美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的蛋糕，为中美关系，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共同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我们要永远相互尊重，特别是中美两国应该切实照顾彼此在亚太的利益和关切，做平等相待的伙伴，为积极互动创造稳固的基础。今天的分论坛讨论是成功的，是快乐的，一定能为中美在亚太积极互动提供应有的支持，我们期待两国人民携手前进，同地区各国人民一道共创亚太地区更加美好的未来。现在群请允许我借我在年轻的时候向我的美国老师，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女士，来自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她教我的一句美国著名诗人的一行诗，让每一个明天比今天更加美好!所以我也祝各位的每一个明天比今天更幸福、更美好!祝我们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祝两国的平等互利合作的每一个明天比今天更美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