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带动钢铁产能增长惯性所致。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钢产量由2000年的12850万吨提高到2012年的71654万吨,累计增长4.58倍,年均增长15.4%;同期粗钢表观消费量由13886万吨提高到67270万吨,累计增长3.84倍,年均增长14.1%。高速增长的惯性遇上因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需求增长急剧减速,势必导致阶段性供求失衡。
二是总规模庞大和产业高度分散,企业个别决策容易忽略总体产能过剩的风险。我国有不锈钢钢铁冶炼能力的企业有500家左右,其中不锈钢钢产量最多的河北钢铁集团占全国钢产量的比例只有6%,而且多数大型企业集团内部尚未实现业务分工和重组,子公司之间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在这种市场结构下,企业容易产生“总产能虽然过剩,但不多我这一点儿”的想法;在市场供求矛盾加剧时,容易陷入谁也不肯率先减产的“囚徒困境”。
三是保守的消费预测和政府过度干预。中央政府主管部门核准投资项目的主要依据之一,是根据已有产能和未来需求判断是否存在产能过剩。但近十几年来,投资主管部门的预测从来都是保守的。在此情况下,投资主管部门认为“产能已经过剩,不能再上钢铁项目了”,结果管住了“守规矩”的国有大型企业和先进项目投资,却对因陋就简建设的小钢铁疏于管理,造成产能盲目扩张,落后产能大量涌现。
此外,在投资方向指引上,过去一直把“装备大型化”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标志,引导企业把高炉、转炉越建越大,同时盲目与发达国家比“板管比”。于是,大型企业争相上板材生产线而放弃长材生产线,造成板材产能过剩程度远远高于长材。而且,与板材连轧机配套的大型高炉、转炉在技术上很难根据市场变化调节生产节奏,于是只好以低价出售,造成大型板材生产企业巨额亏损。
四是地方政府出于“GDP崇拜”、地方财政收入和地方劳动力就业等多方面的考虑,对本地钢铁企业违规上项目扩大钢铁产能持默许、纵容甚至支持态度。在市场出现变化,企业遇到困难时,地方政府往往动用公共资源避免其退出市场。默许企业环保不达标现象,也是地方政府此种动因的表现之一。
五是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退出机制。如果前面4条是产能过剩产生和存在的原因,这一条则是产能过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的原因。换言之,如果在一个公平竞争、进退有序的市场(如家电、服装、饮料等行业),产能一旦过剩,能够及时、自发化解,就不会对行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然而,不锈钢钢铁行业本身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退出成本高,加上普通钢材的技术门槛低,同质性强,在市场供大于求的形势下,企业很容易将价格战作为首选竞争手段而不会轻易退出。
而且,中国不锈钢钢铁行业存在国有、民营二元所有制结构。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装备水平高,产品质量好,但由于缺乏灵活的市场反应机制、企业要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等方面原因,经济效益较差;民营企业装备和产品质量较差或处于一般水平,但由于其市场反应灵敏,加之有些企业环保投入不到位,存在内部成本外部化的现象,整体上的盈利好于国有企业。在这种市场制度环境下,自由竞争的结果很可能是劣胜优汰;但不按市场规则办事,允许一部分不锈钢企业“亏本干”,行业效益就一定好不了。目前我国不锈钢钢铁行业就处在这种“两难”的境地。
六是企业重产量轻质量。主要是一些企业炼钢环节吹炼时间不够(杂质去除不净),连铸中间包浇余钢水不够(容易把渣浇进钢坯),这些企业的装备虽然做到了超能力发挥,但牺牲了产品质量,也相对增加了整个不锈钢行业的富余产能。换言之,如果每个不锈钢企业都能做到规范生产,设备产量就会适当降低,富余产能就会相对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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