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分论坛“企业走出去”于9日下午15时45分在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东屿宴会大厅 D举行,特邀嘉宾为 APCO 首席执行官、创始人 Margery Kraus、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永隆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前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盖茨基金会总裁 Mark Suzman、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SOHO 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欣。此次分论坛由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主持。会议主要围绕三点来谈:- 势(视野与思维方式)- 道(规律与创新)- 术(技巧与方法)中国厨房设备网副总于凤海先生受邀参加此次论坛。
博鳌亚洲论坛2014企业走出去会议现场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永隆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前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 APCO 首席执行官、创始人 Margery Kraus
盖茨基金会总裁 Mark Suzman、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
SOHO 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欣
会后中国厨房设备网副总经理于凤海(右一)与各国企业家合影留念
“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会”于4月8日-11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上图是分论坛“企业走出去”
4月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进入第二天,当天下午举行了“博鳌对话”专题系列,对话专题邀请了中外企业界人士和中国前政府官员专门就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机遇挑战以及对策建议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参加博鳌对话3“企业走出去”议题的嘉宾包括: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永隆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马蔚华、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APCO(安可)首席执行官Margery Kraus、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全球政策与倡导总裁Mark Suzman等人。
本次博鳌对话关于“企业走出去”的议题,嘉宾主要探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企业走出去”如何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二是企业如何才能够真正融入当地市场和社会。各位参会嘉宾分别根据以前的经验对以上两个问题做了精彩的阐述。
走出的企业面临融资难题
参与“博鳌对话”讨论的张国宝认为,目前企业“走出去”遇到的主要障碍是融资问题和信用担保问题。而马蔚华认为,中国本土银行在全球的网络尚未形成,中国金融参与国际化的进程比较滞后,这就导致了中国企业在境外融资较为困难。同时,“走出去”的企业在中国国内融资也受到很多制约,信用担保渠道单一,担保额度有限。
马蔚华指出,一方面,贷款不能成为资本金来源的规定使得中国企业无法将国内贷款拿到国外去,尤其是民营企业,由于得不到政策性银行的支持,面临比国企更大的融资难度。另一方面,信用担保额度有限,超过2000万美金需要财政部批准,这也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制造了障碍。
马蔚华还指出,中国企业一旦在境外设立企业,同样难以从境外获得融资,因为企业设立之初,资产负债率很高,盈利很少,所以境外的银行不会轻易提供融资,而中国企业在国内的信誉尚难以得到境外银行的承认。
鉴于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面临的融资难题,与会嘉宾建议政府应该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所遇到的融资困难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从而进一步推动新一轮的“企业走出去”大潮的出现。
在“博鳌对话”讨论会上,马蔚华和张国宝等嘉宾建议,在中国金融尚未“走出去”的背景下,国内的金融机构和政府应该给“企业走出去”多提供一些融资支持,拓宽信用担保渠道,比如设立民间的为企业“走出去”的担保机构,同时进一步提高信用担保的额度,为企业解决“走出去”的融资难题。
积极推行“中国金融走出去”
去年年底,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将建立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以便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可见,政府也在宏观的管理层面积极探索针对中小企业走出去融资难的解决之道,相信这个问题在不久一定会逐步缓解。
马蔚华在博鳌对话会上指出,目前,中国本土银行的全球网络尚未形成,中国金融走出去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即使中国的银行在境外设立了分支机构,要想熟悉东道国的市场环境也还需要时间。众所周知,中国金融机构的“走出去”与商品和投资领域的“走出去”相比还处于初级阶段。不过中国正在摸索以自己的方式涉足国际金融市场。
有分析认为,从政府的角度看,应该积极深入推进中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改革。从银行业的角度看,要想加快自身的转型和发展步伐,必须要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发展实际需求的海外扩张之路,而不应该仅仅满足现状、自我封闭裹足不前。总之,中国金融力量应该积极以符合自身实际需要的方式加快“走出去”步伐,进而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和后勤保障。
外方嘉宾认为应带着品牌走出去
在今年的“博鳌对话”讨论会上,虽然很多中方参会嘉宾认为融资难是制约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障碍,但一些来自西方的参会代表则并不完全赞同。如APCO首席执行官Margery Kraus以及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全球政策与倡导总裁Mark Suzman则认为金融因素对任何企业而言都是一个挑战,中国企业往往过度夸大了融资难等困难而忽视了投资对象当地的外部因素。
他们认为“走出去”的企业应该真正去了解开展业务的国家和地方的文化,要了解大的环境,了解第三方的观念,同时也一定要了解当地不同的商业模式和商业文化,并且要培育自身的技术优势,中国企业需要跨越式的进步才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发展。概括地说,那些已经或正准备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综合实力,包括建构新的企业文化以更好地适应和磨合当地经济社会环境。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很多中国企业的产品由于没有品牌效应,因此商业利润的大部分大多被拥有品牌的外国公司赚走,因此,中国企业要想顺利地快速“走出去”首先应将自己的品牌带出去,并尽快扩大中国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不应抱着“赚一笔就走”的消极心态只专注于低水平地重复和模仿别国或当地的品牌,毕竟“山寨”产品的市场潜力是有限的。当然,要想树立自己的品牌说易行难,这些都需要那些选择“走出去”的企业及时主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积极打造中国企业的世界品牌。
走出去的企业要学会与外国工会相处
与会嘉宾还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后经常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从根本上讲,这些“水土不服”的问题都涉及到中国企业和中国式企业文化同当地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的碰撞和磨合的问题。所谓企业的文化磨合问题,概括地讲就是要努力通过一致的企业文化让不同国家的人可以在一起很好地工作,增进企业收益。
柳传志在对话会上以联想为例,强调了企业文化与当地文化磨合的重要性。以联想为例,联想核心高层管理层中有4个不是中国人,并且在全球各大区域的一把手都不是中国人。因此,柳传志特别强调文化磨合问题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要做好的功课。
如何同西方国家工会打交道也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经常遇到的挑战。马蔚华认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家大都会遇到三大问题,除了上述的融资难困境和文化差异问题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企业如何同西方国家工会打交道的问题。由于国外的工会性质和组织形式和国内工会相比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差异,因此中国企业在同西方工会打交道时往往会感到不适应或者无所适从,从而解决起来也会遇到很多困难。
从目前来看,投资海外的中国企业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劳资纠纷。很明显,极少有中国企业对此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知识准备。目前,中国企业投资的热点地区包括东南亚、非洲和拉美等地区,而这些区域的用工制度恰恰和国内差异很大。工会或是劳资纠纷,正在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不得不直面的一大难题。
“企业走出去”需要多种服务
要想破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难题,绝非短时期的某几项政策举措就能顺利完成,这需要中国政府、企业自身、以及国际市场及国际商业环境多重因素之间的积极互动。
政府除了在政策优惠、制度保障、金融扶持等宏观政策层面积极引导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外,还应该尽可能多地动员所有政府可以调动的行政资源,为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保驾护航,并提高有效的服务。例如,今后应继续进一步扩大中国各驻外使领馆,尤其是使领馆商务处的职能和工作范围,使之更好地有针对性地高效服务于企业“走出去”。
除了中国政府积极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外,还应该积极整合有效的社会资源,如一些非政府机构、国际组织等也可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铺路。博鳌亚洲论坛的平台作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博鳌亚洲论坛自身所具备的日益上升的国际影响力和在国际企业界的广泛联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搭桥铺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近几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议题设置上看,关注民营企业发展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逐渐成为近年来博鳌亚洲论坛关注的热点议题。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大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明确提出,博鳌亚洲论坛愿利用自己的资源和优势,在企业“走出去”和“请进来”方面都作出贡献,为中国企业与全球伙伴建立合作关系,发挥桥梁与纽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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