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博鳌亚洲论坛：缓慢的全球金融市场改革（图文）

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分论坛“缓慢的全球金融市场改革”于11日上午9时在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东屿宴会大厅 A举行，讨论嘉宾为彭博有限合伙企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Daniel L. Doctoroff、英国标准人寿董事长 Grimstone、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胡祖六、西班牙桑坦德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高级执行副总裁 Juan INCIARTE、纽约证券交易所亚洲区副主席、AEA 投资亚洲区主席 Bill Owens、拉扎德银行副董事长 Gary PARR。几位重量级嘉宾就有观点认为，主要经济体的决策者们过于关注复苏、失业、债务，而忽略了金融市场的改革。全球金融市场改革如此缓慢，何以避免重蹈次贷危机的覆辙?危机五年过后，全球金融市场安全了吗?全球会计标准的协调;影子银行的监管;系统重要性(Too big to fail)金融机构的改革;场外衍生品监管;欧洲银行业联盟;中国金融改革路线图等进行了讨论，此次分论坛由 德勤全球金融服务业务董事总经理 Christopher Harvey主持。中国厨房设备网副总于凤海先生受邀参加此次论坛。

缓慢的全球金融市场改革分论坛会议现场

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胡祖六

纽约证券交易所亚洲区副主席、AEA 投资亚洲区主席 比尔?欧文斯

中国厨房设备网副总经理于凤海参加 缓慢的全球金融市场改革分论坛会议现场

拉扎德银行副董事长 Gary PARR

西班牙桑坦德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高级执行副总裁 殷雄

英国标准人寿董事长秦智涛

彭博有限合伙企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董德融

主持人： 德勤全球金融服务业务董事总经理 Christopher Harvey

缓慢的全球金融市场改革分论坛会议现场全景

“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会”于4月8日-11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上图是分论坛“缓慢的全球金融市场改革”

以下是本场分论坛嘉宾发言实录：

主持人：各位早上好!首先我要感谢在座各位嘉宾能够参加我们这次的讨论。我非常荣幸能够成为主持人，我是德勤全球服务业务的董事总经理Christopher Harvey。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缓慢的全球金融市场改革”。

主持人：我简单介绍一下各位嘉宾：彭博有限合伙企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Daniel L.Doctoroff;英国标准人寿董事长Grimstone;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胡祖六;西班牙桑坦德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高级执行副总裁Juan INCIARTE;纽约证券交易所亚洲区副主席、AEA投资亚洲区主席Bill Owens;拉扎德银行副董事长Gary PARR。

主持人：首先请Daniel L.Doctoroff发言，金融危机过去了很多年，金融机构采取了很多行动，欧洲和美国监管变化非常大。大家想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是不是安全了?

Daniel L.Doctoroff：我们确实比以前安全了。总的来说，在美国是这样的，在欧洲稍微差一些。巴塞尔III落实，流动性规则加强了。由于这些监管，我们比以前安全了。如果你和投行人士沟通，他们会告诉你现在这些资本和流动性的限制，使得他们盈利能力下降了，也使他们投资回报下降了。他们现在正在想办法重新获得以前的毛利率。在欧洲改革的速度要慢一些，银行本身反应速度要慢一些，但是任何人都会告诉你欧洲的银行体系比以前要安全一些。因为银行获得了更多的信息，美国和欧洲都是如此。我们也看到经济也开始复苏，我对于美国的经济还是比较乐观的。英国和欧洲也都有复苏的迹象，监管政策的方向更加确定了。总的来说，我们觉得在发达的经济体当中，整体状况在改善。

主持人：关于欧洲这方面，请Juan INCIARTE您从欧洲角度介绍一下，您认为欧洲银行如何应对危机的?应对的怎么样?主要的美国机构现在都是回到了正面的轨道，欧洲怎么样?欧洲的银行发展的事态怎么样?

Juan INCIARTE：欧洲反应没有那么快，欧洲27个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宪法。如果是两年前的话，我们认为欧元可能会崩盘。一些欧洲的国家可能会遇到危机，但是现在我们的信心增加了。没有人认为我们今天会有统一的解决方案，以及统一的监管机构。在欧洲央行领导下，建立了这样一个统一机构。中国人讲危机，危机代表也有机会。我们这个机会建立一个欧洲强有力的金融体系，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经验教训。坦率来讲，无论你认为自己有多强大，你也要对自己进行限制。我们关注的是整个系统财政的状况。看一下中国、欧洲、美国，这三个制度有什么区别呢?在座各位都希望能够理解，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差异在哪?中国政府严格执行财政纪律，现在财政状况很好，因为中国有很多外汇储备。再看一下美国的情况，美国的财政状况还是不错的，因为他是世界的储备货币，印钞票就可以了，所以美国是有竞争优势。欧洲就没有这种财务优势。欧元并不是世界上主要储备货币，所以我们要关注我们的货币扩张的问题，我们欧洲央行非常谨慎，印钱的确实是很谨慎的，并不像美联储那样积极印钱，所以我们的制度是比较复杂、比较难以理解，但是最终如果你看一下欧洲的基本面，GDP的增长以及债务占GDP的比例以及出口占GDP的比例以及财政赤字的比例，债务占GDP的比例、财务赤字占GDP比例、出口占GDP比例都是不错的，基本面是比美国要好的。唯一的区别是美国对危机应对措施会快速出台，而我们举措会慢一些。现在每个人都在买欧洲的债务。

Daniel L.Doctoroff：我们美国人希望华盛顿人都回家去，因为他们有一些做法不受我们欢迎。

主持人：有这样一句话，系统重要性的的金融机构。你觉得大的机构不会倒闭吗?

Gary PARR：太大了以至于不能怎么样，有很多这样的词语被创造出来了。如果你把欧洲和美国进行比较，从危机后，美国的银行体系融到了2600亿股权来弥补损失，其中1000亿是新的资本。欧洲金融危机后是5000亿美元，而且今年也在加速。这是因为压力测试的结果。所以今年是关键的一年，欧洲可能会进行非常好的压力测试，然后资本增加，这样信心就增强了。我们担心一些系统重要性银行会使整个系统崩盘，所以对于任何一个金融机构来说，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增加自己的资本。但是有两个风险，资产负债表里有几个资产，这些资产还没有受到监管。在相关法案中，衍生产品只有不到50%监管政策被执行了。有一些资产类别并没有得到监管，虽然有法案，但是并没有执行。对于系统性、重要性他们是相互关联的。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拯救贝尔斯登的时候，那个时候系统并没有遇到问题。只有40%的法律变成监管措施，所以真正把法案执行好还需要很长时间。

主持人：有些大的英国的金融机构像HSBC等等，怎么样把自己投资组合进行更加合理的布置?是不是这些太大了不能倒。

Grimstone：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银行，RBS皇家苏格兰银行。我们要区分一个问题，伦敦是一个非常好的金融中心。我开会的时候，来自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的朋友，英国人很少，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要保持与其他金融系统之间强劲的纽带。60%的人民币现在都到伦敦来交易了。巴黎也有这个情况，人民币可以在海外交易。很多法国银行、德国银行交易货币的时候，都是通过伦敦。这这里大家都讲到美国、欧洲、中国，我希望把我们看成是这中间的，在中国看地图的话，中国把自己国家放在地球中间。如果你把中国放在地球中间，英国就是角上一个小岛。你很难想象在一个小岛国成为人民币交易中心。

主持人：Bill Owens，你怎么样看待当今的管理挑战的?就是怎么样管理一个非常大的金融机构。

Bill Owens：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花几分钟讲一讲美国是如何执行相关法案。美国是多极化的情况，有很多的规则。你要想履行这些规则是挺困难的。法案非常复杂。在有限地区进行严格监管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对这些大的机构进行管理的话，对我来讲是一个持续的、不断的调整。因为你面临大的监管要求，美国法律体制并不是对我们有很大帮助作用。我们不能不问理由就起诉别人。法律诉讼，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样做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是一个大的不能倒的机构的话，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家的话，也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周围发生的很多事情会让你感到沮丧。如果你意志不特别坚定的话，是不可能做好的。

Daniel L.Doctoroff：我跟一个大的银行的CEO做过交谈，有人讲他们这个体系中造成的一些损失是很难控制的。如果一个评审员犯了错误，你很难预测。我说有这么多风险，你怎么睡着觉?他说我确实睡不着觉，这些大的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不管是信息风险、安全方面的风险或者是违规的风险，或者一些干坏事的交易员，一个交易员干了坏事，可能导致公司被罚款10亿美元。要管控这种风险非常困难。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风险管理系统，要找到正确的员工。

Grimstone：我们董事会是一个大的金融公司的中心，董事会的人要懂得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了解我们这个客观的信息系统。他们知道我们有什么问题。一旦董事会成员出现了错配，要有正确客观的信息提供给董事会，这样才能做出决策控制。一个安全的方法来管理一个大型金融公司，就是需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董事会，他能够帮助你保持平衡控制。

Juan INCIARTE：从市值来讲我们是世界上第11大机构，也是最大的银行。我们比人们所想象的规模还要大。我们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机构呢?我们在世界上10个国家有我们自己的业务，在每个国家都应该独立来进行经营。从流动性来讲，我们架设了防火墙。如果是一个最好的系统，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崩盘。巴西有一个最大的银行，他是独立于英国的，如果英国出了问题，不会影响到巴西业务。巴西出问题不会影响到英国，西班牙出了问题不会影响到我们美国业务。我完全同意Grimstone说的话，我们的董事会作用至关重要。不管监管多么好，最后关键成功的因素还是我们的管理层，因此我想说应该由高质量、称职的高级管理人才组成。我们要区分好我们的业务。市场变化非常快，去年新兴市场比较好，今年好像新兴的市场又不是受欢迎的市场了。因此在我们这样的金融服务公司，我们必须在每个市场所做的业务都要相对独立，这样才能把一个超大的金融服务公司管理的更好，也不会有更多的风险。同时我们要正确看待监管。我们现在必须要有最基本的资本金要求，这也是必要的。

主持人：我想改变一下我们谈话的重点。我们刚才讲到了欧洲、美国有些什么样的情况。胡先生，你们讲讲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情况，讲讲在中国改革的路程，中国金融行业的改革路程以及亚洲改革的情况，有哪些是主要的经验教训我们确实应该汲取。中国应该有些什么样的教训?

胡祖六：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谈的非常好。我们现在看一看金融危机4、5年后的情况，确实有一些教训我们要吸取。中国人知道现在是一个机会，可以不用付出代价免费学到一些经验教训，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幸运的。美国欧洲出现的情况，我们看到了一些经验教训。宏观经济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金融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应对泡沫问题。如果风险管理不好、证券化问题、衍生品问题、道德风险问题、评级的问题、会计审计规则、资本金要求等等，实际上我想说金融危机太广泛了，这就是宏观经济特点的危机。另外货币政策、信贷扩张、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问题。实际上在这几年中我们都看到这个问题，这个泡沫不幸的是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发生。亚洲我们出现过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和泡沫的破灭。人们谈到中国金融稳定性的时候，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还是有泡沫，在房地产等方面。还有一个，大到不能倒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让媒体、大众非常愤怒。

胡祖六：你用纳税人来救助这些银行，这让大家都反感。但是现实就是这样，如果太大了，必须要被救出来。这个问题不是在美国、欧洲才有，在中国市场、新兴市场也有。中国更是如此，很多大的机构都是由政府所控制的。在情况不好的时候，大家会想反正是政府的银行、国有银行，一般倒不了。但是不幸的是他会产生巨大的道德风险，如果你要是非常不负责的话，造成损失的话，政府将会为我来清盘。长期来讲这不是好事情，我们确实应该加强市场规则。

Grimstone：中国很难于进行一点一点的金融改革。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进行改革?因为很多事情都要集中调整。在中国有一个好处，你可以一个人做决策，但是这个做决策的人要通过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征求意见后才能决策，也就是说他需要很多时间才能把意见集中起来做决策。这个问题相互之间在中国是有连接性的。从行政角度来讲，中国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例如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信托公司这样的方式经营。除非你把信托公司置于掌控之下，开放你的银行你就不可能做的非常好。在中国我们销售了很多保险产品，我们可以提供10-20年，5%、4%长期稳定回报率。如果他们有一个12个月就卖出一个15%的回报产品，就不会买我们的产品了。怎么把长期和短期结合起来，中国政府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建立上海自贸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试验方法，可以把很多问题平衡起来。我完全同意胡祖六先生的建议。这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主持人：西方媒体过去几个月一直批评中国银行业的情况，你怎么样看待中国做什么样的工作可以把信心重塑或者增加银行的信心?

Gary PARR：确实其他市场中可以学到一些教训。过去几个世纪，在金融行业中我们确实有一些教训。既然能学到教训，可以在西方应用，也可以在中国应用。有些资产类型有没有这种可能让它运行?如果不行的话，资本市场能不能承受这种风险。这总是要给我们监管机构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要了解到底有多少资本来支持一个信托基金。第二，流动性问题，如果出现了挤兑，你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管理银行?谁来提供流动性的问题?我知道人民银行确实可以提供这种流动性，但是对一个外国人来讲，他认为这个系统能不能随时做好准备，提供所需要的流动性。第三个问题，到底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实现透明度。对资本市场上很难理解目前发生什么情况，现在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信任放在银监会、人民银行他们的经营做法。目前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确实给予了非常强劲的支持，但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Gary PARR：美国在金融危机后，要从错误中学习。2009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对银行体系进行了压力测试。进行压力测试后，市场就恢复了对银行的信心。900亿提供给银行体系，人们信任这个数字。这就是2009年3月股价最低迷的时候。欧洲会在今年进行可信的压力测试。资本现在已经流入了欧洲的资本市场。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计，如果有一个对中国的银行可信的压力测试的话，可以增加更多信心，使市场吸引更多资本。

Daniel L.Doctoroff：我完全通过Gary PARR的意见，另外透明度也是非常关键。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如果看一下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在市场上如果透明度增加、能够提供更多信息的话，这个市场的问题就会越少。彭博我们的基本理念就是透明度是一个公共物品，如果大家能够获得高质量、可靠信息的话，大家就会更加有信心。当大家信心增加了之后，人们就会进行投资或者做出投资的决定。然后你就可以创造经济增长、就业等等。实际上这是彭博一个基本的原则，必须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信息给观众这是非常关键的，能够帮助我们成功的运营市场。

Bill Owens：我补充一点。我在很多国际公司担任董事，美国过去几年，从安然事件发生后，董事会的治理变得更加严肃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所有这些讨论，监管制度因为政治制度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建立一个很好的公司治理文化。如果你的公司是一个大的跨国公司，如果获得高质量的信息?你如何保证你获得的信息是正确的?安然的董事完全没有意识到安然财务报表上出现哪些问题。现在不能这样了，董事要更多的参与。我在很多其他国家都做董事，有些国家还没有关注到治理的重要性。如果能够建立治理的文化，能够使治理变得更加透明。中国也可以借鉴这一点。董事会必须了解战略，面临这么多风险，我们下一步如何怎么做?下一个战略步骤是什么?在未来五年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如何实施监管规定，董事会要参与到战略制定过程中。这个对中国公司有帮助，可以改善治理文化。

Juan INCIARTE：最关键的就是资产的质量，监管增加了资本，但是无论资本多少，银行都会增加第三方的钱。所以我们管理的钱不是我们自己的钱，风险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危机当中学到了这一点，我们银行有157年历史，我们意识到无论你做的多么好，最关注的问题就是风险、风险、风险。对外部的人很难去判断第三方机构的资产质量。一个机构的风险政策会决定这个机构的资产质量。资本增加了，压力测试也跟进，这些都是关键因素。了解一个机构的资产质量这是非常关键的。在中国做的一些事情都是跟国家相关的，因为有很多国有企业、有很多地方政府，所以透明度是非常关键的，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资产的质量、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否则的话即使有透明度还是很难的。在中国一般就是由几个人做决定，但是这里有很多国有企业，对外界的人士很难了解中国公司的资产质量。

主持人：资产质量这方面，您认为在中国这方面做的怎么样?中国进行的金融改革有所改善吗?

胡祖六：这方面大家一直很担忧，但是中国确实有很多进展。比上个十年改进了很多。中国改革者认识到一个脆弱的银行体系对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改革者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调整了会计准则，并且采用国际会计准则，严格的进行贷款分类。并且对于贷款质量进行了严格的质量监控。我可以说还有改进的余地，但是已经取得了最大的进展。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这仍然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到201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非常强劲，可能会有一些放缓，但是人们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关于中国的影子银行以及信托公司所提供的这些特殊的产品。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谁是中国的雷曼兄弟。中国企业不可能跟雷曼一样，如果你觉得中国银行(2.67, 0.00,0.00%)体系会崩溃，这可能过于悲观了。但是我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说透明度不够，所以不知道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我们要进行更多的改革、更多的开放、更加透明。我们需要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全面审计，也许这个数字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是人们就是不信任这个数字，认为这个数字不够大。

主持人：关于影子银行，有一个数字这样说影子银行比例占GDP最多的一个国家就是荷兰。我们是不是对影子银行关注过多了?

Gary PARR：首先我不确定影子银行的定义，因为我看到很多影子银行的定义。在很多国家，影子银行的意思就是说融资在表外进行，有时候是独立银行的。这里需要有长期资本，长期资本即对冲基金，他的资本是非常有限的。到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缺乏流动性，就会成为系统性风险。同样其他的市场也是类似的。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夸大了中国影子银行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影子银行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大，我也不知道有多少资本是用于抵补这部分风险的。我并不是说这部分资产就一定会变坏。但是如果变坏的话会怎么样?至少这个风险是一个系统性风险。

Daniel L.Doctoroff：说的很对。有十万亿人民币是放在银行的表外，通过信托或者通过其他的影子银行的方式。过去3-4年这个数字增加了4倍，达到了10万亿。新增贷款当中很大一部分通过影子银行机构来进行的，这是令人担忧的。我们看到资产在大量的增加，而这些资产都放在一些大家都不了解的机构那里。并不是说这一定会构成问题，不能把其他国家的经验照搬到中国。可能要告诉大家要密切关注这个问题了，这是金融监管部门正在关注的问题。

胡祖六：西方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做了哪些调整?西方金融危机后，开始批评创新过度。在中国实际上创新是不够的。在欧洲，金融监管相当的宽松，因此也导致了我们所看到的问题。但是在中国我们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就是监管机构监管的过多了。影子银行怎么看呢?最重要的是如何去定义影子银行，那就是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比如信托公司、证券基金，他们所从事的是银行相关的金融服务，比如说发放贷款，但是银监会和人民银行是严格控制贷款额度的，有量化的额度，比如说在过去几年当中铁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能新增贷款。但是铁路还是很重要的，如果给他融资呢?就是通过信托的安排来实现。中国金融体系非常巨大，有世界上最大的银行，盈利能力、资产和存款都是最大的，大多数中小企业面临着很多的贷款障碍，很多消费者也无法获得贷款，只能获得信用卡和按揭贷款。所以没有影子银行的话，当然我不喜欢影子银行这个名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差的表达方式。影子银行应该在我们经营中发挥合理作用，消费者、金融机构如果没有影子银行会更糟糕。影子银行可以发挥一些作用。过去5年当中，影子银行发展的过快了。你会发现有一些产品的风险，结构非常糟糕、表现也非常糟糕。有的时候信托并没有违约，很多消费者买了这样的产品，他们获得了两位数的回报，却和银行存款一样安全，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很多产品可能会违约。对我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消费者保护的问题，错误销售，信息披露不当。我们银行表内的资产是100万亿，影子银行只是系统当中一小部分，而且没有相互关联性。单个的金融机构可能会违约、破产，但是这个风险很难从一个资产类别转移到另外一个资产类别。美国是这样的，因为有次级按揭的蔓延。但是这个风险对中国来说是比较低的。风险从一个地方政府转到另外一个地方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这种互联性比较低。因此中国雷曼兄弟产生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Grimstone：中国的监管设施还是有些问题的，首先我们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还有人民银行在管理银监会。但是对客户销售行为这种监管是非常有限的。过去几年当中，诉讼不断增加。客户去法庭起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监管措施解决，而不用到法庭系统来解决。所以中国必须进行审慎的监管。审慎的监管应该是跨行业的，必须公平的对待客户、披露更多的信息。

Grimstone：解决信托公司的问题的方法就是有更好的信息披露、更好的透明度。目前监管架构在中国不能有效做这个工作。

Juan INCIARTE：他这个规模大概是，美国占37%。日本5%，中国只占3%。就是整个的影子银行的比例。影子银行系统并不是一个威胁，实际上对银行系统起到一个补充作用。关键是谁来经营影子银行系统?个人客户是不是能得到保护?我们需要这个资本的流动。如果银行系统不能让资本自由流动，应该有一个平衡的市场，影子银行应该透明。我在这里批评一下评级机构，他们认为他们一切都了解，是万能的。实际上我们深受这些评级机构的评级之害。很多人买证券是根据评级买的。我们发现很多评级员他们不懂怎么来进行评级。怎么来管理这些评级机构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这个市场透明规则也是非常重要的。

Gary PARR：刚才胡先生说的问题，我们接着讨论中国影子银行的情况。我同意你确实之间的联系性不是大问题。但是世界上还有一个其他类型的金融危机。每种不同资产类别都有一个风险敞口，因此银行之间交易关系不一定会导致出现雷曼兄弟问题。但是有一个资产类别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某银行出现问题，不能让他有流动性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其他机构。

胡祖六：中国金融市场还不是非常成熟，有很多衍生物，相互连接性不是特别成熟。怎么来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信贷政策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风险过度集中在房地产或者政府债券市场，如果这两个方面做的不好，可能会出现问题。随着它的质量下降，肯定会出问题。金融体系可能会面临一些系统性风险，这个并不是不可能的。首先宏观的条件，尽管经济双位数增长降了下来，但是仍然增长幅度很强劲。银行行业和实体经济健康与否有直接关系。还有大银行，例如工商银行(3.50, 0.00, 0.00%)，这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还是很充足的。我们都知道银监会确实不断地要求他们采取更加保守、充分的资本充足率，来保证自己的拨备，出现问题能够及时应对，这还是比较好的政策。IPO发行可能是3倍、6倍，但是出现问题还是可以管理的。一些小的、中型借贷机构，他们的帐目越来越长，他们完全依赖于储蓄，这方面出现更大的薄弱环节。西方监管模型能不能在中国效仿呢?我觉得流动性比例在每个银行都要适用。你不能把储蓄70%以上都发出去贷款。过去历史上确实出现了一些机构资不抵债的情况。现在很难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当局要政策一致，要有透明，要有私有化，减少政府的作用的重要性。加强内部风险的管理机制，同时要有专业管理团队。管理者要是专家来管理银行，不是官员来管理。要给他们激励，同时要有问责制。我们要审慎的关切，同时我也认为在三中全会召开后，现在已经把它摆在议事日程。昨天我们听到了总理令人激动的消息，我觉得一步一步走，中国金融将会变得更加强大、健康、有效。

主持人：现在我提最后一个问题。李总理昨天作出了一个重大宣布，大家都非常欢迎他的发言。各位嘉宾，你们是怎么看待上海、香港证券交易所之间的联系，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好的影响?有没有坏的影响?

Bill Owens：对中国人来讲，这还是一个好事情。昨天我们讲到了治理的问题，在香港这方面做的还是很好的，如果有方法把非常好的治理模式转移到上海，将会产生更加积极结果。中国人将会有更好的金融渠道、手段。这是非常好的。我只讲其中一个，互联网金融这个问题。我们曾经讲到了在所有国家监管互联网银行是非常难的，这是一个新的资产类别，监管部门还没有把这个作为重点。但是在中国已经有这个动向了，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发展，怎么样对他们进行管理，他们流动性要求么，他们应该发展多大的规模。现在香港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关系，大家都期待上海、香港能做出更多贡献。现在有很多监管机构的合作，也就是香港和大陆金融机构建立了很多合作伙伴的关系。纽约证券交易所和欧洲交易所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尽管我们管理的市场是成熟市场，但是我们感觉这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始向西方开放，这是非常好的。

Grimstone：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大家都不知道答案。在西方我们有一个传统，做出重大宣布的时候，要找很多行业者、专家来研究，然后再宣布。中国正好相反，你现在发表一个非常大的声明，大家马上就积极行动起来。领导人发话了，底下人就必须要做了。在西方总是误解这种做法。我们的思维方式不一样。西方宣布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思想一致了。

主持人：从英国角度来讲，香港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了联系，对英国是非常好的。下面我想把问题交给在座的听众。

提问：我是彭博新闻的，叫做Jack。我的问题是这样，问Bill Owens一个问题，上海、香港证券交易所建立联系，香港官员、大陆官员都指出他们对此表示支持的。几年前中国公司增长速度非常快，去美国上市的数量非常多。最近数量减少。这是因为上海和香港证券交易所大力发展，你怎么看待?你想对中国企业说什么?你对想要去美国上市的企业家说什么话?他们前景如何?

Bill Owens：香港当然离大陆最近，纽约是遥远的一个城市，因此我认为现在大家要了解进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在美国，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有很多中国公司想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我们谈到了透明度的问题，董事会治理的问题，很多问题都有一些误解。他们对中国公司体制有一些误解。在香港上市可能就比较容易，大家更容易理解大陆公司的结构，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在香港上市比在美国上市容易一些。在美国的监管机构，你和外国公司有联系的话，美国证券交易所要你回答11页的问题清单，对你调查的时间非常长。在这边就比较容易了。在美国，有些领域监管过度。因为美国政党的影响。香港就不会发生这种问题，我也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对象。

胡祖六：我参与了一些中国的公司到美国上市的问题，中国石油(7.69, 0.00,0.00%)、中国移动。当时的模式还不是很成熟的，上海的市场不可能吸收这么多资金，从逻辑上来讲，在伦敦、法兰克福是一个比较好的上市渠道。在纽约上市现在确实有一些问题。现在我们已经面临更多选择，上海金融已经发展的足够大了，完全可以吸收非常大的IPO规模。甚至200亿美元都可以。中国的公司如果有走向国际的要求的话，希望提升到国际标准的话，香港是一个非常好的上市地方。例如腾讯公司，他是一个互联网，2005年，我们帮助他的时候也在考虑到底怎么样上市，我们在美国做了很多研究，当时我们要帮助美国监管机构了解到底什么是腾讯、什么是QQ，当时他们要做出很多决定。后来我们在香港上市了，现在腾讯干的非常好，大量的流动性、交易量、风险掌控能力非常好。我想说香港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上市场所。我们现在认为美国市场还是非常严格的，如果你是像阿里巴巴这种公司的话，你可以去美国上市。如果你是一个小公司，不要想美国了。

Gary PARR：我们从更广的角度来看李总理的宣布，确实有这么一种动向，也就是大陆和香港之间的资本流动将会更加自由。到底有多少，还要随着时间推移再看。最近我们花旗银行做了很多工作，他讲流动性怎么回事、管理层治理应该怎么做。在过去4周里，我们听到了很多消息，流动性更强、资本流动更加顺畅。

提问：我叫大卫。中国银行在全球银行的排列重新调整了，根据市值来看，中国全球化趋势非常大。在改革的框架下，我们也在其他的地方听到了中国金融机构面临的困难，业务管理非常困难。中国的银行确实有很大实力。中国银行的作用在促进改革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

Juan INCIARTE：如果在本国之外管理金融公司，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我同意你的说法，比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4.05, 0.00, 0.00%)、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2.47,0.00, 0.00%)，他们都有大量资本储备，盈利能力很强。但是一个关键要素就是管理的质量以及本地的管理非常关键。在过去五十年当中，银行的结构发生了很多变化，开始的时候，英国的银行是最大的银行，然后是日本银行变成最大了，然后美国银行最大。现在美国的银行和中国的银行在争夺第一位。规模是一回事，银行规模跟国家GDP是相关的。在未来20年，中国的银行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因为中国的银行将会享受中国的领导地位。中国的银行是不是能够购买其他的银行呢?在银行体系，自然的增长是很难的。因为银行这个产业比较成熟了，中国的银行是不是能购买欧洲的银行?或者中国的银行是不是能够去购买美国的银行?这就看中国是不是能够接受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和美国、欧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如果有这样的协定，中国的银行就可以购买欧洲、美国的银行，但是这是政治问题，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本地化管理是成功运作的关键。

Grimstone：最近我和中国最大的一家银行的董事长进行了沟通，因为是私人沟通，所以我不讲这个银行的名字了。他讲他的银行在全球的力量会进一步增长，比汇丰增长的要快，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有详细计划来超越汇丰。我问他需要多少年?他说需要50年。在中国你才会找到一个50年的公司规划，我也相信在50年后能够实现。

Daniel L.Doctoroff：长期来看，日本有各种各样的证券公司和银行，他们有到海外扩张的计划，你看到他们扩张的计划还是非常成功的。中国非常关注长期计划，作为一个真正的全球银行、作为一个成功银行来说，有些银行只是关注本地市场，仍然非常的成功。比如桑坦德银行就非常成功。道富银行说你不用扩张太多，如果本身足够大，在本地市场就可以增长。道富是美国市值最大的银行，盈利能力最强的银行，也是最本地的银行，他们在海外扩张的速度是非常有限的。中国主要的银行必须要面对市场自由化带来的冲击。中国的银行必须重新评估他们的竞争能力、战略。现在四大银行PE是4倍，即价格占净收入是4倍，这反映竞争力比较强。当然还有很多因素值得我们关注。

Gary PARR：如果你要收购一家银行，必须要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的银行现在积极跟着自己的客户到了其他市场，比如我们公司在委内瑞拉为管道液体融资。中资银行对委内瑞拉敞口达到240亿，这是因为中国公司到那里进行建设。另外一个中国的银行有170亿的贷款在纽约城市地区，这是因为中国的建筑企业和基础设施公司进入到了纽约地区。所以增长是非常迅速的。而且他们是跟着自己的客户走到海外市场。

主持人：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共同感谢我们的嘉宾，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