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张燕生：中国“大国经济”建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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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厨房设备网】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硕士(1984年)，师从世界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张培刚教授。1984年至1996年，中央财经大学任教，国际金融专业硕士导师；1986年至1988年，先后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世界银行E D I宏观处进修和工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EM BA特聘教授。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06期日前召开。论坛特邀专家、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燕生发表了题为：“走向大国经济的中国经济”的主题演讲。他认为，中国走向大国经济建设之路关键在于构造新的体制战略。

成为经济强国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张燕生说，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了WTO。十年来，很多的企业最多的感受就是全球化、国际化融入了中国，让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举一组数据来说明，2002年到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0.7%，出口的年均增长是22.9%，实际利用外资年均的增长是9.8%。也就是说过去的十年，中国成功跨越了低收入陷阱，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下一步，中国要想成为经济强国，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定价权。一个大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就体现在它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上。
　　要想取得定价权，有四个方面的战略需要完善。第一个战略，要有统一对外的协调能力，能够团结一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接受的一个不平等条件是WTO任何成员都可以以中国纺织服装对贸易伙伴产生了竞争威胁为理由，单方面提出特殊保障制裁，这个条款一直持续到2018年。中国纺织服装的国际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如果能够建立起一个出口的协调机制，那么纺织服装出口的增长率就可以保持在35-50%左右的水平，而且贸易伙伴不能够对中国实施特殊保障制裁。但是如果不能建立起出口协调机制，企业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那么在短时间内中国纺织服装的出口增长率可能会很高，超过100%，甚至可以达到百分之几百，但是一旦贸易伙伴单方面实施特保，按照规定，增长率就只能够保持在7.5%。
　　2005年5月，中美之间关于纺织品贸易发生特保，6月中欧发生特保，经过中国有关部门艰苦的谈判，最后也只能维持在8%-12%的增长率。通过这个案例能够看到，如果中国能够建立起一个出口的协调机制，那么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增长率就可以保持在35-50%，如果做不到，那么就会降到10%左右。
　　第二个战略，要有两面下注的能力。拿铁矿石为例，中国是最大的买主，所以要考虑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重要的一点是要能够在铁矿石的卖方权益方面有利益。如果是这样，无论铁矿石涨价还是落价，我们中国都能够对冲风险。
　　现在中国进入铁矿石卖方市场是非常困难非常被动的。但是如果看一看1990年到2003年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全球铁矿石的价格长期低迷。如果在2003年以前中国想进入到铁矿石的卖方市场，实际上是能够做到的。2003年以前中国没有这么做，因为中国钢铁企业真正进入国际社会是2004年。在2003年以后，一直到2009年，虽然铁矿石的价格平均每年上升幅度在40%以上，但是如果中国想进入铁矿石的卖方市场，也能够做到，因为钢铁价格上升的幅度更大，中国的钢铁巨头完全有财力和能力。但是中国的钢铁企业没有这么做。结果到了2009年以后，铁矿石价格已经大幅度上升而钢材的价格由于金融危机大幅度下降，这时就出现了钢铁行业全行业的困境。
　　第三个战略，必须要有战略性资源的储备和控制权。
　　第四个战略，要建立起广泛的统一阵线。
　　走向大国经济，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金融。目前，全球只有一个华尔街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很容易受到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冲击。下一步，中国的香港和上海是不是该扮演一个角色。国际货币体系在向多极化方向推进。下一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要做出努力。还有，下一步中国对外金融资产要重新配置。2010年中国对外金融资产的规模是4 .13万亿美金，但是直接投资部分只占7.5%。美国持有东亚的资产，股权投资部分高达71%。要考虑怎么能够运用储备性的资产让中国的产能走出去打造中国自己的全球市场体系，真正把中国企业的产品价值延伸扩展到全球。
　　第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下一步怎么能够成为创新策源地。在这个方面，现在面临着三个瓶颈。第一个，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我们做了一下统计分析，发现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只有7%左右有研发创新的支出。从研发创新产出的情况来看，也高度分布在少数技术型企业和央企中间。这联系到“十一五”，也就是过去的五年，中国有五个指标没有完成，其中一个就是宏观的研发强度，计划要达到2%，也就是研发支出占GDP比例2%，而实际只达到1.7%。第二个，从目前的情况看，创新环境对企业的支撑还比较薄弱。第三个，招商引资所换得的技术的直接外溢效果目前看还比较薄弱。从全球研发创新活动的分布情况看，高度的集中在美、日、欧大三角地区，而且全球的研发创新活动，它的国际化程度越高，往往技术含量越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能够增强研发创新的能力，对下一步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第四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能够在下一步显著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也就是如何实现人才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和市场的国际化。中国下一步要从前30年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经济，双轮驱动，经济结构的调整非常重要。

关于中国世纪元年猜想
　　2011年4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提出一个观点，认为2016年有可能是中国世纪元年。因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和预测，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16年中国经济的规模有可能会超过美国。
　　关于中国世纪元年，张燕生有几个猜想。
　　第一个猜想，未来5到8年，中国可能面临着一个变化。中国传统的竞争优势———低成本竞争优势下降的速率可能很快，而新竞争优势培育和形成的速率可能很慢，也就是说竞争对手与中国的差距会越来越小，而中国想进一步发展则举步维艰。
　　据张燕生讲，他们到印度调研，印度15岁到34岁的年轻人，绝对人数比中国多，平均年龄比中国年轻，工资更是比中国低得多。印度主要在两个方面不如中国，一个是基础设施，一个是制造率。但是2005年开始，国际资本大举进入印度，孟买到德里的工业带基础设施情况明显改善。过去的30年，中国有2.4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现在印度15岁到34岁的年轻人有将近4亿人，如果印度像中国那样一步一步参与到国际分工中来，那样，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可能就不存在了。
　　第二个猜想，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规定了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到期的时间是2016年。也就是说2016年第15条到期，中国就取得了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贸易伙伴再也不能够以15条为理由无端地对中国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担心。第一，在2016年中国即使取得了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成本也不再便宜。第二，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跟中国的市场化没关系，和大国之间的较量有关。不管中国市场化程度高还是低，作为大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砝码，当时中国不得不接受这条，要不然就不能加入WTO。2016年快到了，大国之间的较量会不会又有新的贸易障碍呢？很可能又有一些新的不公平条款出现。比如2016年前后，像反补贴，像汇率法案，像竞争中性，像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些有没有可能成为新的不公平条件。
　　2011年美国对中国的光伏企业提出反倾销、反补贴，2010年美国对中国的154家风能企业提出反倾销、反补贴。其中进行反补贴的理由是，中国的土地不是私有的，因此大陆土地的地价要用台湾的地价来衡量。还说中国利率没有市场化，因此企业按照现有的利率获得银行信贷就是接受补贴。国外要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搞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中国是防不胜防的。
　　美国的汇率法案现在正在进行过程中。如果汇率法案成为法律，如果美国认为中国进行了汇率操作，那么美国就可能会做出它在1971年曾经做过的事情。1971年，美国派52万军队到越南打仗，需要军费就要开动印钞机。然而印钞机开动以后，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平价就没有办法维系了，于是美国跟其他一些大国说，你们自己选，要不你们的货币就升值，要不就对所有美国出口的商品都开征10%的进口附加税。这些国家选择了货币升值，结果一盎司黄金对美元的比价一路攀升，最终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
　　“如果美国的汇率法案成为法律，如果对中国所有的产品要开征进口附加税，如果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报复。在未来的若干年，我们算的是10年，有可能给中国带来1400万就业岗位的损失，给美国带来181万就业的损失，对中国对美国对世界都是极其不利的。”张燕生说。
　　第三个猜想，在2016年中国招商引资的形式会不会发生拐点性的变化。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招商引资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过去外资企业来中国投资，用的是低价农民工，这种外资是成本驱动性的外资，生产出来的产品外销世界，于是形成了中国的出口中有半壁江山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局面。
　　2010年中国的总顺差是1830亿美元，以本地企业为主或者占主要部分的一般贸易是逆差472亿美元。中国出口有一半左右是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虽然叫中国生产中国出口，但是它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这部分的顺差是3300亿美元，超过了中国的总顺差。因此我们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全球化分工的结果，因为它包含了来华投资的美国企业对美国的出口，欧洲企业和韩国、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对美国的出口等。
　　但是现在，成本驱动性的外资已经显著地让位于市场驱动性的外资。现在外资企业来中国投资用的不是农民工，用的是市场份额，他们的产品不再外销而是内销。这样一来，在未来的5-8年，中国的贸易，中国的顺差都会出现一些结构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成本驱动性的外资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低成本的地方，而市场驱动性的外资看好中国市场前景，这将成为今后来华投资的外资的主要原因。
　　中国国有企业实际税收负担30%，民营企业22%，而外商投资企业是12%，竞争很不公平很不合理。因此从2008年起中国政府做了政策调整，叫两税合一。不管是外资还是国企、民企，都享受统一的税率25%，除非能够证明你是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15%的优惠税率。但是这个政策实施以后，无论美国、欧洲还是日本，都对中国投资环境发出了抱怨。
　　第四个猜想，未来的五到八年，中国能不能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目前的贸易主规模很大增加值很小，下一步的目标应该是规模减小但是增加值提高。很多人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很高，这并不准确，其实中国仍然是一个内需为主的国家。证据就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外需依存度高的经济体都受到了严重打击，但是对中国的影响就是在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前两个月。实际上从2007年第三季度起，中国经济和出口就开始减速，这很大程度上不是美国金融危机造成的，而是中国国内调整导致的。因为2007年三季度到2008年三季度，美日欧的进口需求并没有大幅下降，但是中国对美日欧的出口增长率发生了显著变化。
　　最后一个猜想，中国能不能处理好招商引资和培育内生性的增长因素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下一步能不能处理好，直接决定了在未来五到八年，中国能不能成功实现转型升级。

国际环境复杂多变 中国需有新战略
　　张燕生说，世界仍然处于国际金融危机之中，过去十年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很有可能发生逆转，进入到一个高通胀低增长的时期。世界主要国家———美日欧目前处于“三缺”的状态，缺需求，缺信心，缺办法。因此要走出困境主要靠两个办法，一个是量化宽松，二是扩大出口。所以美联储把基准利率保持在0-0.2，一直要保持到2013年的6月，世界将会相当长时间处于非常宽松的货币环境中。
　　从1990年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三波宽松的货币环境。第一波带来了IT泡沫，第二波带来了金融和房地产的泡沫。从2008年12月份以后至少持续到2013年的第三轮相信也一定会带来一场全球性的泡沫性经济。问题是新一轮泡沫会发生在什么地方，会不会在中国？
　　当前全球的钱非常充裕、便宜，进入不了实体经济，就会出现全球性泡沫。而且这种过剩的流动性很可能会来到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进入到中国的资产市场和虚拟经济。
　　从目前的全球经济来讲，面临的第二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主权债务危机。其实在主权债务率方面，最差的是日本，高达220%，而债务规模最大的是美国。但是从全球主权债务危机来讲，全球的多米诺骨牌当中最薄弱的环节率先倒下了。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能不能走出困境，最关键的还是取决于欧洲人自己。欧洲的一体化现在还有两个重要的步骤没有走，一个是财政的一体化，一个是宪政一体化。欧洲人如果有共识，国际的救助才是必须的，那么中国的救助肯定也会积极支持帮助欧洲摆脱困境。
　　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全球经济失衡。美国美中经济评估委员会2009年的报告讲，这场危机的根源是失衡，失衡的责任中国人要承担一部分。2010年的报告讲，由于中国操作汇率，导致美国出现了巨额贸易逆差。
　　当前全球经济中，全球再平衡的呼声很高，其中就包括要求中国要承担全球失衡责任。而且危机发生以后，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美国作为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推动者，从2009年开始高调推动区域化。美国讲，过去是大西洋时代，美国和欧洲联手，现在是太平洋时代，美国要和东亚联手，要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但是美国的太平洋时代和TPP要把北美的生产网络和东亚的生产网络搞成一个排他性的区域化，参与TPP的国家，才可以享受优惠，不参与的国家就会受到排斥，就要享受高税率。
　　美国说，我打造TPP要打造高水准，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什么叫高质量高水准？高质量高水准就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美国所提出的规则和条件。而且无论是美国人、日本人或者中国人做的研究都表明，东亚国家在T PP中获得的好处很有限，因为它的目的是由其他国家来分享东亚的高成长。
　　还有一个就是欧美提出来的再工业化。1998年以来，欧美的制造业创新率明显下降。因此在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提出美国要回归实体经济，要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出口。问题是，欧美将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再工业化，是提高传统的竞争优势，是通过降低成本，降低税负，还是减员增效来实现？由于这么做一定会在内部产生政治矛盾和财政腐败，于是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保护落后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张燕生说，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来讨论中国经济的前景就会发现，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的宏观政策核心问题应该是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促改革，创造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来讲，中国面临着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前30年中国的体制、战略、结构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它已经不能够适应未来30年发展的需要。在未来30年怎么构造一个新的战略体制和结构，对中国来讲是真正重要的。
　　第一，外向型的模式可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能不能成功的转向国际化战略。第二，不平衡战略也是很难继续下去，能不能走向共同富裕，走向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走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统筹协调。第三，政府的职能应当从经济建设中撤出来，回归公共服务。总之，未来30年中国需要战略机制的大转换，这直接决定中国下一步中国能不能成功走向大国经济。

问与答
　　问：十年前入世的时候，政府和企业都担心狼来了，但是十年来中国成为WT O最大的赢家，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其中有什么经验教训？
　　答：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当时有关部门把中国的产业分成三类：第一类，狼来了，但是羊跑得很快，狼追不上，这部分代表是纺织服装；第二类，狼来了以后这批羊开始跑不快，有一部分跑得慢被狼吃掉，但是它越跑越快，最后狼追不上了，比如说医药行业；第三类，狼来了以后羊根本跑不动，肯定被吃掉，一个是农业，一个是汽车业，一个是银行业。
　　然而狼来了以后我们发现，这最后三个也没有被狼吃掉。粮食总产量越来越高，汽车还出现一大批自主品牌的企业，银行更是在全球名列前茅了。情况是，门打开了，狼不进来。我个人认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申请入市的15年，在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改革和调整，这种改革和调整让中国入市以后取得了快速的经济进步。
　　另一个原因在于大门打开小门不开。我们总是讲开放就会有进步，事实上不是这样的。理论告诉我们，开放以后会引入外来竞争压力，使我们的市场经济因素，使我们的竞争力有更好的发展，因此我们就总是讲开放促改革。
　　但是事实并不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内地和港澳签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中央政府想让港澳的现代服务业融进内地，给了最开放的条件，但是评估发现效果不好。原因概括地说就是大门打开小门不开，门打开了狼进不来。为什么？我让你进来，但是游戏规则和你的不同，那我让你做你也不会做。
　　大门打开了，等于通商的门开了，但是如果整个市场管理的体制机制没有和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小门就没有开。开小门不是开放的问题，开小门是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就是整个体制机制和法制调整的过程。因此我想回答的是，实际上入市前的15年，改革在中间起了重要的作用，开放和改革是互动的。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我们当时入市的时候还有一个争论，究竟W T O的冲击是发生在过渡期内还是过渡期外？是短期和中期对我们冲击最大还是长期对我们冲击最大？那么从现在看，真正的冲击其实是在长期。比如说我们的农业很难和全球竞争。入世十年后，我们的农业总产量是在提高，但是竞争力却没有提高，比如说我们的大豆，全行业基本上是亏损的，每年进口五千万吨。这个行业外资基本上主导了。在很多农业环节上，像生物农药，像农业的物流配送仓储，我们也会发现实际上外资有很强的进入能力，很强的控制力。农业怎么才能够打造竞争力？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解决。
　　很多朋友说，进口五千万吨大豆，相当于进口了国外的水和土地资源，如果自己种，可能整个东北地区的土地都要用来种大豆。但是看2011年上半年谷物、大豆、植物油的进口价格波动情况，你就会发现，如果全球的原油价高，那么作为世界最重要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的美国，它就会拿一部分的粮食做生物性能源。再加上一些地方发生天灾人祸，世界粮食价格就会大幅度上升。
　　汽车也是同样的问题。我们出现了一些新的自主品牌，但其实还是在低档车这个部分。而且跨国公司在低档车方面的削价竞争也非常厉害。中国的汽车行业，能不能走出一条像日本韩国那样的成功之路，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问题。
　　我们的银行。刚才我讲了，我们下一步需要银行走出去，那么银行走出去马上就会面临着怎么打造国际竞争力的问题。日本的银行业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经历过像中国当前一样的情况，全球十大银行前几位都是日本的。但是1990年以后，日本陷入了20年的停滞，日本银行在前十位找不到了。从长期的增长来看，全球提供金融服务的仍然是美国、英国、法国。所以我个人觉得，加入WTO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下个十年怎么走还是有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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